传统文化对我国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3-11-14 点击：
发布：《现代商业》杂志社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家族企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家长权威、家族情结、子女传承、子女平均分配、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不良秩序格局导致的社会信任度低下等，这些问题在家族企业发展初期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了解这些桎梏，对于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增强其与外企竞争的能力，进而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尺度；家族企业；中国传统文化
家族企业是当代企业集团中最大的企业形式。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由家族拥有或经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在提供就业岗位、拉动GDP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营企业近90%的形式为家族企业所有，家族企业构成了我国民营企业的主力军。全球化的蔓延，国外大公司竞争的加剧，人们需求多样化的提高，都刺激企业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根植于其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社会，不能脱离该社会的风俗、道德、习惯而单独对待。总之，经济离不开文化背景。[3]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的经济人，但现实中很多企业家的行为看起来是非理性的，因为脱离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单独分析。如果在思维体系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看似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中国五千多年来，文化遗产的逐渐演变和沉淀一直在影响着每一个人，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网络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产生着引导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尤其是对家族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起到了控制权力、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代领导人更替时，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异格局和子女传承的倾向，会造成企业传承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一、“亲权”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的诞生，往往是由拥有一些独特技能、非凡能力或勇气的企业家建立起来的。所以企业家的威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威信也逐渐加强。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是主导文化，强调忠孝，忠于家庭，孝敬父母。父亲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家庭中有话语权和绝对的统治权。忠孝观念确立了父母领导的绝对权威。这种家长权威的生产方式在企业创立初期有着积极的影响。初期企业规模小，这种家长权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提高决策效率。在简单的企业架构下，也便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但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这种亲权就成了极限。首先表现为领导者的专有权，集经营权和所有权于一身。在做企业决策时，他往往独断专行，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允许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受到挑战。其次是对权力的占有欲太强，到了该放权的时候还攥在手心里，进而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和内斗。同时，不重视有地位的下属和长辈的能力，造成辞职跳槽现象再次，一个人的精力和眼界毕竟有限，拥有独占权的“父母”很难包揽一切。但是，由于专有权观念的影响，他们总是倾向于控制企业，这就限制了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
二、“家族情结与子女继承制度”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社会发展也是以家族为基础逐渐兴起的。这种观念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淀下来，不断影响着人们。家族的重视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子女的传承上。这种文化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春节的来源腊祭说，彝族首先举行活动，其目的是让鬼神要求祭祀，这里的鬼神是指死去的祖先。人们祈求他们的祖先遮蔽自然事物，以期待丰收。祖先崇拜是在家庭伦理和孝道的基础上形成的。“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为本”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5]这种祖先崇拜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而子女的传承则被视为生命的延续和老年的赡养。
在这种家族情结下，一个企业的成长不仅仅是荣耀祖先的事情，更是孩子未来的使命。这种传统的家族逻辑是家族企业传承发展的起点。所以家族的利益明显高于企业的利益。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是企业的中心，他们的主要忠诚对象是家族。所以家族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往往是拥有决策权的家族胜出，导致企业离心破碎，难以扩大规模。
另一方面，在家族情结和子女至上意识的影响下，家族企业的传承大多遵循子女传承，任人唯亲不是任人唯贤。这种行为有其明显的弊端:第一，人是独立的思想个体，很多创始人的子女对商业不感兴趣。所以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有能力的官员来辅助。而中国特有的差序格局导致信任的同心扩散，由内而外，由强而弱，导致在位者不愿放权，引入职业经理人进展缓慢，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发展。其次，企业高层不传宗接代，很容易离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情结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利己行为。长辈对企业鞠躬尽瘁，但自己打下的山，只能由创始人的子女继承。长辈心中的不公平会越来越重，导致跳槽，辞职。更重要的是，子女继承权力后出于恐惧会排挤他们，而长辈往往得不到继任者子女的认可，所以得不到重视，无奈离开。在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家族情结和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子女接班，往往会让有能力的员工纷纷离职，家族企业的规模难以进一步发展。
三、“诸子共享制”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划分
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是诸子共享制，所以企业规模会随着子女的传承而变小，很难做到日本那样大的家族企业。学者均分制度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传统儒家强调子女的延续性，只认为儿子可以继承家业，女儿婚后归婆家。这种多子多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其次，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在考虑接班人时，担心自己的子女能否接手公司。所以在没有外界限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多生孩子，让孩子互相竞争，择优录取，从而保证企业规模的发展。即使在过去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有许多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即使受到惩罚也选择多生孩子。
均分制最明显的弊端之一就是家庭财产均分导致企业规模分割。其次，子女之间往往难以协调遗产，以至于经常发生家庭财产纠纷，家庭财产争夺的后果就是企业的分割甚至破产
四、“差序格局”带来的“信任”问题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差序格局描述为: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溢出的涟漪，每个人都是涟漪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通过涟漪与他人联系，由内而外，由亲而亲。[6]在传统社会，血缘关系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血缘、地缘、利益不断融入差序格局，但能给予更多信任的，依然是以血缘、血缘为中心，依然以家庭为主体的人。
在这种秩序不佳的氛围下，信任仅限于家庭。即使利润率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扩大，信任也会扩散到开国功臣的家族和长期交易、利益不可分割的经营对象，难以扩大到整个大社会。信任度低，员工难以按部就班地工作，难以实现自身价值和掌握相应的权力，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差，难以形成共同的企业文化。而且这种不信任还会导致新来的孩子和老部长之间的冲突。新子女对老部长信任度低，会放权或收回权力，导致人才流失。在中国，元老级官员的流失，一方面是人才本身知识和才能的流失，更重要的是人脉关系的流失，这一点极其重要。第三，这种差异格局造成的高度信任，使得企业领导人延续了子女传承的制度。第四，融资渠道狭窄。虽然中国的法律在不断修订，信用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这种低信任度还是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融资时，往往首先考虑信任度高的人，其次才考虑商业贷款和股票发行。对融资渠道的狭隘考虑限制了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
五、中国独特的“关系”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关系网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独特的，尤其是对家族企业而言。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关系型社会，这种关系离不开差序格局。费孝通老先生在描述中国的差异化格局时，引入了西方的团队模式进行比较。西方的群体格局就像一捆捆的清柴，是社会中的组织单位。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一捆捆清晰的柴火找到同一捆柴火。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水中的涟漪，界限感非常不明显。
这种独特的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发展有好的一面。比如父母打下的关系圈，有利于子女继承后企业的发展，同时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企业合作和融资也容易进行。就其弊端而言，首先是同门亲戚的工作安排。这种关系意识和家族观念使得裙带关系在家族企业中非常普遍，企业家倾向于将亲属安排在相对重要的岗位上，导致中国家族企业的人治程度高于合法化程度。人治的显著影响是权力、责任、奖惩的机制模糊不清，更多的是由领导来决定，必然会更加偏袒亲属，导致员工离心力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其次，由于差序格局下的低信任度和已有的关系圈，家族企业要打入另一个关系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么有中间人打通关系，要么有巨额利益保障。因此，关系的存在会增加家族企业的“寻租成本”。第三，会激化孩子和亲人之间的斗争。孩子和亲戚结婚后都会有自己的家庭。基于整个大家庭，他们会更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会出于公司发展的私利为自己谋取利益，意见会相互冲突。亲戚身居高位，财产争夺现象时有发生。最后，中国独特的关系会导致不等价交易。在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倾向于帮助与现任者关系密切的企业。由于在职者权力集中，往往会一锤定音，即使在可选范围内自身利益没有最大化，长期来看对企业发展不利。更有甚者，员工会认为自身权益受损，有能力的人会陆续离职，失去的不仅是知识资源，还有员工常年积累的关系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21世纪，私营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家族企业迫切需要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优势，适应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多样化，增强与外企的竞争实力，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文化观念受到了影响，并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比如，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家族意识逐渐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仍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改善其弊端，以促进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如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转型为股份公司进行融资扩张，对子女进行专业化培养等。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参考文献：
[1]应焕红.家族企业制度创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Anderson,R.C.&Reeb,D.M. Board composition: balancing family influence in S&P 500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4(49).
[3]弗兰西斯·弗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远方出版社.1998.
[4]高万成.家族企业文化管理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5]高春霞,中国春节文化与生命意识[D].兰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
关键词:尺度；家族企业；中国传统文化
家族企业是当代企业集团中最大的企业形式。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由家族拥有或经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在提供就业岗位、拉动GDP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营企业近90%的形式为家族企业所有，家族企业构成了我国民营企业的主力军。全球化的蔓延，国外大公司竞争的加剧，人们需求多样化的提高，都刺激企业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根植于其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社会，不能脱离该社会的风俗、道德、习惯而单独对待。总之，经济离不开文化背景。[3]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的经济人，但现实中很多企业家的行为看起来是非理性的，因为脱离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单独分析。如果在思维体系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看似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中国五千多年来，文化遗产的逐渐演变和沉淀一直在影响着每一个人，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网络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产生着引导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尤其是对家族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起到了控制权力、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代领导人更替时，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异格局和子女传承的倾向，会造成企业传承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一、“亲权”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的诞生，往往是由拥有一些独特技能、非凡能力或勇气的企业家建立起来的。所以企业家的威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威信也逐渐加强。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是主导文化，强调忠孝，忠于家庭，孝敬父母。父亲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家庭中有话语权和绝对的统治权。忠孝观念确立了父母领导的绝对权威。这种家长权威的生产方式在企业创立初期有着积极的影响。初期企业规模小，这种家长权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提高决策效率。在简单的企业架构下，也便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但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这种亲权就成了极限。首先表现为领导者的专有权，集经营权和所有权于一身。在做企业决策时，他往往独断专行，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允许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受到挑战。其次是对权力的占有欲太强，到了该放权的时候还攥在手心里，进而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和内斗。同时，不重视有地位的下属和长辈的能力，造成辞职跳槽现象再次，一个人的精力和眼界毕竟有限，拥有独占权的“父母”很难包揽一切。但是，由于专有权观念的影响，他们总是倾向于控制企业，这就限制了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
二、“家族情结与子女继承制度”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社会发展也是以家族为基础逐渐兴起的。这种观念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淀下来，不断影响着人们。家族的重视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子女的传承上。这种文化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春节的来源腊祭说，彝族首先举行活动，其目的是让鬼神要求祭祀，这里的鬼神是指死去的祖先。人们祈求他们的祖先遮蔽自然事物，以期待丰收。祖先崇拜是在家庭伦理和孝道的基础上形成的。“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为本”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5]这种祖先崇拜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而子女的传承则被视为生命的延续和老年的赡养。
在这种家族情结下，一个企业的成长不仅仅是荣耀祖先的事情，更是孩子未来的使命。这种传统的家族逻辑是家族企业传承发展的起点。所以家族的利益明显高于企业的利益。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是企业的中心，他们的主要忠诚对象是家族。所以家族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往往是拥有决策权的家族胜出，导致企业离心破碎，难以扩大规模。
另一方面，在家族情结和子女至上意识的影响下，家族企业的传承大多遵循子女传承，任人唯亲不是任人唯贤。这种行为有其明显的弊端:第一，人是独立的思想个体，很多创始人的子女对商业不感兴趣。所以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有能力的官员来辅助。而中国特有的差序格局导致信任的同心扩散，由内而外，由强而弱，导致在位者不愿放权，引入职业经理人进展缓慢，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发展。其次，企业高层不传宗接代，很容易离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情结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利己行为。长辈对企业鞠躬尽瘁，但自己打下的山，只能由创始人的子女继承。长辈心中的不公平会越来越重，导致跳槽，辞职。更重要的是，子女继承权力后出于恐惧会排挤他们，而长辈往往得不到继任者子女的认可，所以得不到重视，无奈离开。在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家族情结和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子女接班，往往会让有能力的员工纷纷离职，家族企业的规模难以进一步发展。
三、“诸子共享制”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划分
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是诸子共享制，所以企业规模会随着子女的传承而变小，很难做到日本那样大的家族企业。学者均分制度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传统儒家强调子女的延续性，只认为儿子可以继承家业，女儿婚后归婆家。这种多子多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其次，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在考虑接班人时，担心自己的子女能否接手公司。所以在没有外界限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多生孩子，让孩子互相竞争，择优录取，从而保证企业规模的发展。即使在过去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有许多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即使受到惩罚也选择多生孩子。
均分制最明显的弊端之一就是家庭财产均分导致企业规模分割。其次，子女之间往往难以协调遗产，以至于经常发生家庭财产纠纷，家庭财产争夺的后果就是企业的分割甚至破产
四、“差序格局”带来的“信任”问题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差序格局描述为: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溢出的涟漪，每个人都是涟漪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通过涟漪与他人联系，由内而外，由亲而亲。[6]在传统社会，血缘关系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血缘、地缘、利益不断融入差序格局，但能给予更多信任的，依然是以血缘、血缘为中心，依然以家庭为主体的人。
在这种秩序不佳的氛围下，信任仅限于家庭。即使利润率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扩大，信任也会扩散到开国功臣的家族和长期交易、利益不可分割的经营对象，难以扩大到整个大社会。信任度低，员工难以按部就班地工作，难以实现自身价值和掌握相应的权力，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差，难以形成共同的企业文化。而且这种不信任还会导致新来的孩子和老部长之间的冲突。新子女对老部长信任度低，会放权或收回权力，导致人才流失。在中国，元老级官员的流失，一方面是人才本身知识和才能的流失，更重要的是人脉关系的流失，这一点极其重要。第三，这种差异格局造成的高度信任，使得企业领导人延续了子女传承的制度。第四，融资渠道狭窄。虽然中国的法律在不断修订，信用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这种低信任度还是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融资时，往往首先考虑信任度高的人，其次才考虑商业贷款和股票发行。对融资渠道的狭隘考虑限制了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
五、中国独特的“关系”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影响
关系网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独特的，尤其是对家族企业而言。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关系型社会，这种关系离不开差序格局。费孝通老先生在描述中国的差异化格局时，引入了西方的团队模式进行比较。西方的群体格局就像一捆捆的清柴，是社会中的组织单位。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一捆捆清晰的柴火找到同一捆柴火。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水中的涟漪，界限感非常不明显。
这种独特的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发展有好的一面。比如父母打下的关系圈，有利于子女继承后企业的发展，同时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企业合作和融资也容易进行。就其弊端而言，首先是同门亲戚的工作安排。这种关系意识和家族观念使得裙带关系在家族企业中非常普遍，企业家倾向于将亲属安排在相对重要的岗位上，导致中国家族企业的人治程度高于合法化程度。人治的显著影响是权力、责任、奖惩的机制模糊不清，更多的是由领导来决定，必然会更加偏袒亲属，导致员工离心力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其次，由于差序格局下的低信任度和已有的关系圈，家族企业要打入另一个关系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么有中间人打通关系，要么有巨额利益保障。因此，关系的存在会增加家族企业的“寻租成本”。第三，会激化孩子和亲人之间的斗争。孩子和亲戚结婚后都会有自己的家庭。基于整个大家庭，他们会更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会出于公司发展的私利为自己谋取利益，意见会相互冲突。亲戚身居高位，财产争夺现象时有发生。最后，中国独特的关系会导致不等价交易。在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倾向于帮助与现任者关系密切的企业。由于在职者权力集中，往往会一锤定音，即使在可选范围内自身利益没有最大化，长期来看对企业发展不利。更有甚者，员工会认为自身权益受损，有能力的人会陆续离职，失去的不仅是知识资源，还有员工常年积累的关系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21世纪，私营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家族企业迫切需要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优势，适应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多样化，增强与外企的竞争实力，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文化观念受到了影响，并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比如，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家族意识逐渐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规模的发展仍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改善其弊端，以促进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如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转型为股份公司进行融资扩张，对子女进行专业化培养等。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参考文献：
[1]应焕红.家族企业制度创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Anderson,R.C.&Reeb,D.M. Board composition: balancing family influence in S&P 500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4(49).
[3]弗兰西斯·弗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远方出版社.1998.
[4]高万成.家族企业文化管理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5]高春霞,中国春节文化与生命意识[D].兰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