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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公众参与
时间:2017-12-02 10:45:07    来源:www.xiandaishangye.cn    浏览次数:    新闻首页    我来说两句()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已进入危机频发期,危机发生后公众习惯于期待和依赖政府,而忽视了公众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与应对危机的能力,扩大和规范公众有序参与的行为,是提升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公众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实践中的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SARS爆发后,我们在应急管理体制及一些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2008年的中国遭遇了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雪灾、地震接踵而至,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夕,“藏独”分子对普通民众的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预示着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活动仍然猖獗。这就迫切要求政府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建立危机管理的社会支持系统,依法加强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1 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

     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的作用,而且受制于公众参与的有序性,不管在危机预警阶段,还是在危机发生后的救助阶段,都离不开公民的有序参与。公民以合法有效的形式,通过科学化,制度化得渠道和途径,有节制地自动参与到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集体力量,有效的提高社会整体危机应对能力和危机管理的效能[1]

1.1 提高自我救助能力

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完整的组织体系,公众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发挥自身的作用,一方面,社会公众是突发性危机事件最为直接的“受害体”,

是公共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广泛、最直接的群体。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到公共危机管

理中来,可以使公民深刻感受到参与危机管理即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

作者简介:田丽君(1983-)女,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学研究

自身不可让与的权利。另一方面,广泛而有序的公众参与,提高了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积极组织自救互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危机事件爆发的频率,同时极大地减少危机可能造成的混乱和损失。

1.2 确保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

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公众参与,建立起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网路,有助于确保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公众参与打破了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在危机管理中对权力的垄断,公民不在被简单视为危机管理的旁观者或危机管理的对象,不是只让公民了解决策的结果然后被动地执行,而是应该提供给他们参与危机管理的各种机会。公众参与使危机管理透明化,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使政府决策更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和意愿。

1.3 制定危机管理的正确决策,降低危机管理成本

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事件、地点、危害程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处置的紧迫性等特点,无法用处理常规事件的方法来应对与处理,政府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条件下及时寻求到相对“满意”的危机处理方案,化解危机,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通过有效途径获取多方面的支持,这种全方位的支持有赖于公民积极有序的参与。公民的有序参与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贯彻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可行性原则,有利于政府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决策,同时有利于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使公民通过参与过程认识危机处理措施的内容,以便危机决策的迅速实施;另一方面公民有序参与危机管理,能及时提供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有效缓解危机造成的物质财富损失和心理精神伤害,大幅度降低危机管理成本[2]

2 我国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现实状况

2.1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意识薄弱,参与能力水平低

由于受到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当危机发生时,各级政府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如何有效应对危机,主观上忽视公众参与,而公民也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危机管理情境中的管理客体,是被施救的对象或是旁观者,缺乏责任心和主人翁精神,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危机管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高,参与的普遍性不足。同时,我国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能力与参与要求相比,处于更低的水平。这与危机管理需要需要较多的专业技术知识及我国对这方面缺乏相应的教育与培训有关。

2.2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基础薄弱

公民单独行动只会造成混乱和无序,公民只有形成一个集体,加入组织,才能显示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有序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在我国当前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基础非常薄弱。我国目前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在政府带动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一支越来越活跃的力量。但总体而言,参与危机管理的非营利性数量不多、能量有限、发育不全。一些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官办社会团体,行政色彩过浓,缺乏民间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大多无所作为,更说不上完全自由、合法的协助政府参与危机管理[3]。而其他营利性组织由于在危机应对中职权不明,缺乏与政府部门沟通与合作的应验等问题。

2.3 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活动呈现无序状态

首先,表现为政府对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排斥。虽然公众和社会组织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但是这种参与当前并无程序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政府可以以各种借口排斥公众的参与。

其次,表现为公众和社会组织的非制度性参与。由于公众和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程序缺失,使得公众和社会组织在表达其利益需求时,诉求于非常途径,运用非常手段。非制度化参与带来的是进一步冲击正常参与的途径,使有序化的难度加大,进而增加交易成本。

2.4 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缺乏制度化和组织化保证

我国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尚未纳入法律和制度化轨道,对于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权利、参与的责任方面没有比较清晰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障。公众参与法律上的缺乏,使得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被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部门重视,以至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决策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尽管一些对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已出台,但这些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具体管理行为规定是不明确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面对我国目前公共危机高发的现状,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迫在眉睫

3 促进危机管理中公众参与的途径

3.1 完善危机管理的教育机制

建立良好的公民应急文化,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必须对公民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危机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关于危机教育的内容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首先要在全国建立危机管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体系,通过学校,社区组织等形式由专职的教师或研究员传授应对危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其次,对公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培训进行危机预防、危机发生后的自救、互救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同时吸收公民和相关社会自己的参与,有针对性地进行危机处理演练,提高应对危机的操作能力,提高整个社会应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危机处理技能,配合支持危机发生期间的危机处置工作[4]。最后,教育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危机管理的研究,对危机教育的需求进行分析,明确危机知识和教育的目标群体,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为危机教育和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提供知识储备和理论指导。这些措施的运用可以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实施和操作能力,促使公民成为理性的参与型公民,增强整个社会的危机应对能力。

3.2 培养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各种自治组织以及知识性、专业性较强的外部智囊等,多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5]。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一条便捷通道,是我国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建设性主体因素。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提供更为优越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条件。政府应该在财税方面给予非政府组织一些支持性政策,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从而形成两者之间互动合作、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其次,规范和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过程。非政府组织是公民实现有序参与的载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要加强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实际影响力,就要探索在危机管理中两者合作的制度安排。此外,为了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参与过程中发生“异化”的可能,务必要在参与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6]。当危机发生时,政府是主要管理者和运筹者,非政府组织起到协助、配合和参与的作用,为了保证其参与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规范在法制的轨道之内。

3.3 提高公民危机参与的理性程度

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利用媒介的作用,引导公众的理性行为,避免非理性行为的滋生。要引导公民认识自己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把权利、责任与义务统一起来,促使公民成为理性的参与型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具体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事务是基于对自身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充分考虑。二是要具有理性的参与动机。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合理选择,是利益动因和危机参与的结合,应当避免消极盲从的参与,确保参与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三是要具有合法的参与行为。公众参与活动应当在法律秩序的范围内进行,通过依法有序的参与危机管理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

3.4 加强公民危机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要改善和推进我国公众参与水平,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作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和完善公民危机参与的法律法规。首先,要针对公民危机参与的新情况、新要求及时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预见性的相关法律。其次,在我国危机管理法律制定的构建过程中,对公众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众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最后,政府为了控制危机局势恢复秩序,必须对公民某些权利和自由进行某种程度限制,这样不仅可能造成公民个人利益的损失,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公众参与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的热情和行为。所以应该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在做出限制公民权利性决定时一定要慎重,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7],即行政目的务必适当、限制行为的损害最小以及权衡利弊得失,保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当代危机冲突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社会系统是整合得十分完美的,包括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内的社会系统中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它随时存在、随时发生。因此,有效地处理危机,维护社会秩序,是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避免而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和必备的行政能力之一。加强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关系到人民的安危福祉,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俭,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2

[2] 韦朋余,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064

[3] 李斌,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试论中国民间组织兴起的政治发展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52

[4] 郝琴,浅谈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公众参与[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4

[5] 唐雪梅,浅谈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法制与社会(社会观察版),20089

[6] 黎军,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J],政治与法律,20064

[7] 石路 将云根,论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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