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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业文明与创造儒学
时间:2018-07-04 13:36:24    来源:www.xiandaishangye.cn    浏览次数:    杂志首页    我来说两句()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要:创造包括“新物”与“新民”,“新物”即“富民”之途径,“新民”即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体现“生生不息”与“行之以诚”的内涵。从“理气论”的视角看,人类正是在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体察到“理”的存在。从“道器论”的视角看,在“新”的过程中,器中之道会显现出来,“新”本身就是一个合于“道”的过程。从“体用论”的视角看,通过“新”这一特别的“用”,即实现了“体”的本质。从良知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创造这一“知行合一”的过程才能真正体认良知。创造也实现了“义利”“理欲”的完全统一。作为“新物”的创造需要“格商致知”,作为“新民”的创造需要“格政致知”。创造既实现外在的事功,又体现内在的价值,因而是新工业文明时代的“治世之学”。

关键词创造儒学;新工业文明;内圣外王

 

  一、儒学发展史上的“经学”、“理学”与“心学”

如果从概念的涵盖面而言,儒学包括“经学”、“理学”与“心学”,其中“经学”与“儒学”有一定区别,汉武帝是因为“尊经而崇儒”,并非因“崇儒”而“尊经”。宋代的儒者大多讲求“身心性命”的“道学”,强调“以意逆志”,以自己的主观体验来把握和阐发儒经中的“大义”,于是,在经学之外发展了“理学”。理学是在与佛学竞争的过程中发展而来,因为佛教的长处在其分析心性,直透单微。有宋一代要排释归儒,主要论点自应在心性上剖辨,方能有所建立,由此形成儒学发展史上的“宋明理学”。在理学体系中,善源于性、性源于天,天有天理。按照朱熹的说法,天下事物都有理,而万物又归于一理,通过对一事一物的体察穷索,就能豁然贯通,从而达到至善一理。王阳明则认为,没有诚意的单纯格物,所得只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与成就圣贤了无关涉,所以他多次批评朱熹的心理为二,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即理”。阳明之学因此称为“心学”,但阳明学与朱子学在“心、性、理”的基本架构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也统称为“宋明理学”。

正如后人所说,“孔孟之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然而,学说的发展总有其两面性,宋明理学专注于“性道微言”,不免弱于事功。黄宗羲就认为,明代儒学“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就理学而言,阳明的良知学可以说达到顶峰,王学传至王畿,尤其是泰州学派,流弊益显。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激烈反对心学,期望将“理学”与“经学”整合而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顾炎武认为,从理论上看,心学与孔孟学说不符,“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他认为,“心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舍全章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顾炎武又说,从实践上看,心学空谈误国,他说,“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者,有甚于前代。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新工业文明时代的“事功”、“义理”与创造儒学

明清之际,由于文艺复兴的引导、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迅速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的主要表现是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它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产力迅速提高,这次革命影响范围不仅扩展到西欧和北美,推动了法、美、德等国的技术革新,而且还扩展到到东欧和亚洲。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似乎显示出其在工具性价值方面的局限。

20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与近代工业文明逐渐暴露出其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在贫富差距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诸多缺陷,新工业文明的理论呼之欲出。新工业文明具有以下特点:(1)以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类要建立新工业文明社会,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2)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3)以崇尚创新为其核心价值。

本文认为,从工业文明到新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未表明儒家之落后,反而可看作是儒家传统的回归:(1)人的全面发展即儒家所谓“新民”的理念;(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天人合一”的理念;(3)崇尚创新可以归结为“新物、富民”。以上特征体现了儒家“事功”与“义理”的完美结合:略言之,崇尚创新的“新物、富民”可视为一种事功,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民”则是“义理”,新工业文明下的创造是“事功”与“义理”的完美结合。

新工业文明以“创造”为其核心,这不仅是因为“新物、富民”是一种创造,而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民”也是一种创造。于是,我们可以把新工业文明时代儒学称为“创造儒学”。

 

创造与“生生不息”“行之以诚”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而叶适认为儒者对物而言,不仅要“会之以心”,更应“验之以物”,并“行之以诚”。“会之以心”强调的,是知行过程中内在的意识活动及观念的作用,“验之以物”则强调了关于物的知识本身需要加以验证,这也是“行之以诚”的含义。

“会之以心”、“验之以物”与“行之以诚”在创造的过程中是完全统一的。周敦颐通过《易传》来说明“诚”:“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易传》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指乾生万物,是万物的开始,天地有生万物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诚之源”实际上就是万物之初生,是万物初生的本性。以此来看,作为人类生生不息的“创造”与“诚”是同质、同体并同用的。

(1)创造和诚是同质的。诚意味着本其源而生,而人类的创造也就是生生不息的过程,即“新物”与“新民”的过程。因此,创造本身就是“诚”。

(2)创造和诚是同体的。所谓同体指的是创造和“诚”一样存在于宇宙以及人类生化发展的各个阶段。

(3)创造和诚是同用的。同用,指的是诚和创造在宇宙万物的演生变化过程中有着相同的功能和作用:其作用就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人本身的全面发展。

 

“格物穷理”与“创造”、“格商、格政致知”

叶适认为自尧舜以至于周公,王道政治基本大备,而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诗》《书》《礼》《易》《乐》《春秋》所记载的就是圣人之道。到了孔子时,王道已衰,于是孔子搜集周代所遗留的《六经》进行整理,从而传承圣人之道。在叶适看来,朱熹所提的“格物穷理”与国家治理并没有直接关系,只要心正、意诚就可以遵循天下国家之道,而并不需要繁琐的“格物穷理”。

顺叶适之思路,新工业文明时代的儒学其要旨也在于“正心诚意”的创造,而不是先通过“格物”先“穷天下之理”,然后再实施创造:天下之“道”或“理”即在创造之中。若从“理”与“气”孰先孰后的角度看,本文赞成“理气合一”的观点,将创造视为“正气”的“流动”,人类正是在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体察到“理”的存在。

“理一分殊”的角度来看,程朱理学主张“理”的超验性,即通过“理一”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洁净空阔的世界来。实际上,“分殊”也很重要。在“新物”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具体实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新民”的过程中,需要了解为政的具体规律,因此,“理一”与“分殊”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新物”的创造必须“格商致知”,而作为“新民”的创造,则需要“格政致知”。

 

创造与“道器”,“体用”“义利”“理欲”

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道器”之争,“道高于器”或“道寓于器”的观点都似乎可信。自朱熹以来,相信道在器之上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但这一观点遭到陈亮叶适等人的反驳。

叶适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在天地先”等是道家的说法,二程、张载及朱熹的“太极生阴阳”“理生气”“虽未有而已有物之理”本质上也是道家的观点。叶适本人提出道不离物的观点,指出“物之所在道则生焉”。以上观点显然也有相当正确的成分,然而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道与物须臾不离,则如何区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物?为什么不同的物中可能存在相同的道?

以创造为中介,将实现道器之间完美的结合。如前所述,创造意味着“新物、新民”,在“新”的过程中,器中之道会显现出来,“新”本身就是一个合于“道”的过程。因此,对形而下的“器”或“物”的创新,恰体现了形而上的“道”。创造与“道器”在“体用论”中的表述,即通过“新”这一特别的“用”,实现“体”的本质。

“义利”同样是中国哲学史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大致形成的结论包括:(1)承认追求“利”是人的本能欲望;(2)追求私利应该是合乎“义”为前提;(3)对合乎“义”的私利应该去追求;(4)君子要用“以”来约束自己的私利行为。以上观点似乎表明在“义”与“利”之间总有一个孰多孰寡的问题,“利多则义少”“义多则利少”,因此,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一直存在重义轻利的思想,在“理欲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本文认为,创造实现了“义利”“理欲”的完全统一。在现代商业社会,商人通过创新产品既实现了社会创造,同时通过市场的公平定价又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此二者可以做到完全统一。

 

创造与“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中的“致”包括二重含义:首先是“至”,意味着达到,即内在良知自觉意识的达到;“致”的另一个意思是推行,在这个意义上的“致”略等于“行”。

王阳明认为,良知尽管是先天的,但对良知的体认,却无法完全离开后天的经验活动和理性活动。主体只有在耳濡目染的日常用行中,才能逐渐产生对良知的认同感并有较为真切的理解。在新工业文明时代,再将日常用行理解为“日常饮食、洒扫应对”不免落后于时代,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创造这一“知行合一”的过程才能真正体认良知。当今时代,每一个人都应创造价值,只有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悟良知,化本然之知为明觉之知。

“致”的第二个含义“行”来说,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的目标在于从本然走向明觉,要实现这种转换,离不开知与行的互动。显然,创造价值的过程,不管是“新物、富民”还是“新民”正是这种道德实践的最好典范。因此,总的来说,阳明“致良知”在新工业文明时代主要应通过创造来实现。

 

创造与“内圣、外王”和“治世之学”

“内圣外王”这一进路而言,宋明理学显然是从内圣而外王的思路。当然,其内圣是否能实现外王,则被陈亮、叶适、顾炎武等人所持的“经学”态度所否定。顾炎武就直言“心学空谈误国”。然而,事功是否一定是内圣不可缺少的条件,则同样缺乏学理基础。

叶适认为,理学偏于内圣之学,从而使尧舜以来内圣外王“交相成之道废矣”。显然,真正的“治世之道”既非完全的事功,亦非独重内圣,应该是“外王内圣交相成之道”。从这一角度来看,创造既体现内在的价值,又实现外在的事功,当属新工业文明时代的“治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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