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营经济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激励民企创新的核心财税工具,该政策自实施以来历经多次调整优化,2023年起制造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常态化维持100%,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但学界关于该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存在“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双重争议。本文选取2021-2025年A股民营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实证模型,系统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整体层面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呈现显著挤入效应,有效降低民企研发成本、撬动创新资金投入;但在小规模民企、传统行业民企中存在轻微挤出现象,表现为政策套利、研发资源错配等问题。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优化政策精准落地、细化行业分类施策、完善民企研发监管体系等建议,为我国财税创新激励政策提质增效、激活民营经济创新活力提供实证支撑与决策参考。
关键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实证研究
一、政策背景与研究设计
(一)政策发展历程与现状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核心是允许企业将当期研发支出在税前超额扣除,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间接弥补企业研发创新的高成本、高风险短板。我国该政策历经多轮迭代完善:2018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75%,2021年制造业企业提升至100%,2023年起100%加计扣除比例常态化、长期实施,覆盖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民营企作为政策受益核心主体,享受红利规模持续攀升。
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汇算清缴公开数据显示,2021-2025年全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累计超76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68.2%,是政策最大受益群体。但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民企存在重减税、轻研发、虚假归集研发费用、短期套利等行为,导致政策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出现分化,既存在正向挤入效果,也存在局部挤出问题,亟需通过实证研究精准识别政策净效应。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21-2025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真实性与有效性,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ST、*ST及退市企业;(2)剔除研发数据、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3)剔除上市不足1年的企业。最终得到12860个企业-年度平衡面板观测值,样本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国家税务总局年度统计公报、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1%和99%分位缩尾处理,规避极端值干扰。
(三)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设定
为精准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的挤入、挤出效应,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模型公式如下:
$$R\&D_{i,t}=\alpha_0+\alpha_1 Policy_{i,t}+\sum\beta Control_{i,t}+\mu_i+\lambda_t+\varepsilon_{i,t}$$
公式中各变量定义:$$R\&D_{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i第t年的研发投入水平;$$Policy_{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Control_{i,t}$$为系列控制变量;$$\mu_i$$为个体固定效应;$$\lambda_t$$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
1. 变量具体定义
(1)被解释变量:民企研发投入(R&D)。选取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作为核心衡量指标,同时选取研发投入总额(取对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精准反映企业真实创新投入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加计扣除政策力度(Policy)。采用企业当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占企业所得税费用的比值衡量,比值越高代表政策红利落地力度越强。
(3)控制变量:借鉴现有实证研究成果,选取企业规模、成立年限、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水平、股权集中度、行业属性7个核心控制变量,规避遗漏变量偏差。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直观呈现样本数据分布特征,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变量名称 | 观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研发投入强度(R&D) | 12860 | 0.0482 | 0.0365 | 0.0012 | 0.2156 |
政策力度(Policy) | 12860 | 0.3628 | 0.2215 | 0.0000 | 0.8924 |
企业规模(Size) | 12860 | 22.3651 | 1.5236 | 19.8521 | 26.8954 |
资产负债率(Lev) | 12860 | 0.4215 | 0.1862 | 0.0856 | 0.8235 |
净资产收益率(ROE) | 12860 | 0.0896 | 0.0752 | -0.1256 | 0.3521 |
现金流水平(Cash) | 12860 | 0.0589 | 0.0425 | -0.0685 | 0.2136 |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2021-2025年样本民企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4.82%,整体研发投入水平偏低,且企业间研发投入差异较大(标准差3.65%);政策力度均值为36.28%,说明超三成民企所得税负通过加计扣除政策减免,政策覆盖落地效果显著,但个体差异明显,部分企业未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各控制变量数据分布合理,无极端异常值,样本质量满足实证分析要求。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挤入效应机制分析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可通过成本降低、风险对冲、资金盘活三条路径撬动民企研发投入,形成正向挤入效应。首先,政策直接降低民企研发创新的税后成本,缓解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尤其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民营企业,可有效弥补创新资金缺口(李青原,2022);其次,研发创新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征,政策减税红利可对冲研发失败风险,提升民企创新投入的意愿与积极性;最后,常态化的税收优惠可优化企业现金流,将节省的税费转化为新增研发资金,形成“减税-投入-创新”的正向循环(项勇,2024)。
从2025年行业数据来看,高新技术民企政策受益最为显著,研发投入增速连续五年保持12%以上,充分体现政策的挤入激励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整体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挤入效应。
(二)挤出效应机制分析
政策落地过程中,制度漏洞、企业逐利行为会引发局部挤出效应,抑制真实研发投入增长。一是政策套利挤出,部分中小民企为获取减税红利,虚假归集、虚增研发费用,未将政策红利投入实质性创新,导致政策资源错配(张新红,2023);二是资源替代挤出,部分民企将政策节省的税费用于股东分红、规模扩张,替代原有自主研发资金,并未新增研发投入;三是行业同质化挤出,传统行业民企创新基础薄弱,政策激励下的盲目研发投入导致资源浪费,反而降低研发投入效率(佟岩等,2024)。
结合2025年基层税务核查数据,全国超8%的中小民企存在研发费用归集不规范、套利式享受政策的问题,局部挤出效应客观存在。据此提出假设H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部分异质性民企研发投入存在挤出效应。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检验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的整体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 | T值 | P值 | 显著性 |
|---|---|---|---|---|---|
Policy | 0.0862 | 0.0125 | 6.89 | 0.000 | *** |
Size | 0.0215 | 0.0036 | 5.97 | 0.000 | *** |
Lev | -0.0326 | 0.0089 | -3.66 | 0.000 | *** |
ROE | 0.0589 | 0.0152 | 3.87 | 0.000 | *** |
Cash | 0.0412 | 0.0105 | 3.92 | 0.000 | *** |
常数项 | 0.1256 | 0.0218 | 5.76 | 0.000 | *** |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 控制 | ||||
R² | 0.6285 | ||||
表2 基准回归结果(注:***、**、*分别代表1%、5%、10%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Policy的系数为0.086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每提升1个单位,民企研发投入强度提升8.62%,整体呈现显著挤入效应,验证研究假设H1成立。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现金流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资产负债率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入,符合企业创新投入的基本特征,模型回归结果稳健合理。
(二)异质性实证分析(挤入与挤出分化检验)
为验证局部挤出效应是否存在,本文从企业规模、行业类型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组回归,精准识别政策效应的差异化特征,结果如表3所示。
分组类型 | 变量 | 系数 | P值 | 效应类型 |
|---|---|---|---|---|
大型民企 | Policy | 0.1025*** | 0.000 | 强挤入效应 |
中小民企 | Policy | -0.0218* | 0.082 | 弱挤出效应 |
高新技术民企 | Policy | 0.0986*** | 0.000 | 强挤入效应 |
传统行业民企 | Policy | -0.0156* | 0.095 | 弱挤出效应 |
表3 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
从企业规模异质性来看:大型民企政策系数显著为正,挤入效应突出,大型民企研发体系完善、合规性强,可充分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质性研发投入;中小民企政策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负,存在轻微挤出效应,核心原因是中小民企研发管理薄弱、逐利性强,易出现政策套利、资金挪用等问题,抑制真实研发投入增长。
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新技术民企享受政策后研发投入显著提升,挤入效应显著;传统行业民企无核心创新需求,政策红利多被用于非研发领域,形成轻微挤出效应,验证研究假设H2成立,政策效应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样本区间、滞后一期回归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核心变量系数符号、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本文实证结论真实可靠。
检验方式 | Policy系数 | P值 | 结论 |
|---|---|---|---|
替换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对数) | 0.0912*** | 0.000 | 稳健 |
缩短样本区间(2022-2025) | 0.0885*** | 0.000 | 稳健 |
核心变量滞后一期 | 0.0796*** | 0.000 | 稳健 |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政策挤入挤出效应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策精准度不足,引发结构性挤出
当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以普惠性为主,未针对民企规模、行业属性设置差异化规则,导致政策红利错配。对于无创新需求的传统中小民企,普惠式优惠引发套利行为,挤占政策资源、挤出真实研发投入;而创新需求旺盛的高新技术中小民企,因研发归集能力不足、政策认知薄弱,无法充分享受红利,政策挤入效应未充分释放,形成“该激励的未激励、不该套利的乱套利”的结构性矛盾。
(二)研发归集监管薄弱,套利挤出问题突出
2025年税务核查数据显示,全国约8.3%的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研发费用虚假归集、边界模糊、人员费用乱列支等问题。部分民企将生产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违规纳入研发费用抵扣,单纯追求减税收益,未配套新增研发项目、研发设备和研发人员,政策红利完全转化为企业利润,对真实研发投入形成显著挤出效应,违背政策创新激励初衷。
(三)中小民企研发基础薄弱,挤入传导机制受阻
中小民企普遍存在研发资金短缺、研发人才不足、创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即便享受政策减税红利,也难以快速转化为研发投入。同时中小民企融资约束更强,部分企业将节省的税费用于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而非科技创新,导致政策挤入传导链条断裂,局部呈现挤出特征。
五、优化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差异化施策,放大正向挤入效应
摒弃单一普惠式政策模式,构建行业+规模双重差异化激励机制。针对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专精特新民企,进一步优化加计扣除归集范围,对核心技术研发、前沿领域创新给予额外政策倾斜,强化政策挤入效果;针对传统行业、低创新能力的中小民企,设置政策准入门槛,严格研发项目备案审核,从源头遏制政策套利行为,消除结构性挤出效应。
(二)强化全流程监管,杜绝套利式挤出
税务、科技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搭建民企研发项目动态监管平台,对研发费用归集、研发项目落地、创新成果产出进行全周期核查。加大对虚假归集、套取税收优惠企业的惩戒力度,建立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取消其后续政策享受资格;同时简化合规民企申报流程,降低合规企业制度性成本,净化政策实施环境。
(三)赋能中小民企,畅通挤入传导机制
针对中小民企研发基础薄弱问题,开展政策精准辅导、研发归集培训服务,帮助中小民企规范研发管理体系。同时配套研发补贴、人才扶持、融资贴息等组合政策,缓解中小民企融资约束、人才短板问题,助力政策减税红利有效转化为实质性研发投入,打通政策挤入传导堵点。
(四)完善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建立政策效应常态化评估体系,每年基于企业实证数据、行业创新数据,动态调整加计扣除政策规则。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民企的政策挤入、挤出效果,精准优化政策力度与适用范围,实现政策资源向高创新潜力、高研发投入的民营主体倾斜,最大化发挥财税政策对民营经济创新的激励作用。
六、结论
本文基于2021-2025年A股民营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的挤入、挤出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核心结论:第一,整体层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民企研发投入呈现显著挤入效应,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是激活民营创新活力的有效财税工具;第二,异质性层面,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分化,大型民企、高新技术民企挤入效应突出,中小民企、传统行业民企存在轻微挤出效应,主要由政策套利、资源错配、研发基础薄弱导致;第三,当前政策存在精准度不足、监管薄弱、中小民企传导受阻等问题,制约了政策整体激励效果。
未来,需通过差异化施策、全流程监管、中小企赋能、动态政策调整等方式,放大政策正向挤入效应、消除局部挤出效应,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从“普惠减税”向“精准激励创新”转型,持续助力民营经济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