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全球经济波动加剧、突发风险事件频发,企业面临的危机场景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征,构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韧性文化作为企业应对危机的精神内核,其培育与落地对提升企业危机管理效能、强化抗风险韧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经历过重大危机事件的上市公司在(T-1,T+2)期间的样本数据,构建分析模型实证探究韧性文化、危机管理与企业抗风险能力三者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与企业抗风险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制造业类上市公司较非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的韧性文化对危机管理及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的企业较零散化培育模式的企业,其韧性文化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该研究结果预期能为企业通过培育韧性文化、优化危机管理体系、提升抗风险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韧性文化;危机管理;抗风险能力;培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2.3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韧性文化
企业韧性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引导全体员工主动应对危机、快速适应变化、在困境中实现恢复与突破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精神氛围的总和。实质上,韧性文化通过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和创新意识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担危机风险、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增强企业应对危机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持续性,为企业抗风险能力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和行动指引。
2. 危机管理
企业危机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建立危机预警、识别、应对、复盘的全流程体系,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科学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品牌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危机管理的核心在于“防患于未然”与“化危为机”,其效能直接决定企业在危机中的生存概率和发展潜力。目前,学界普遍将危机管理划分为预警阶段、应对阶段、复盘阶段三个核心环节,常用危机应对效率、危机损失控制率、危机后恢复速度等指标衡量其实施效果。
3. 抗风险能力
企业抗风险能力,是指企业在面对内外部各类风险(如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供应链风险等)时,能够保持自身经营稳定性、快速化解风险冲击、实现自我修复和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其涵盖企业的资源储备能力、应急响应能力、战略调整能力、组织协作能力等多个维度,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关键保障。
(二)理论基础
韧性文化视角下企业危机管理与抗风险能力构建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组织韧性理论、文化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
1. 组织韧性理论
20世纪90年代,组织行为学学者霍兰德首次系统提出组织韧性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冲击时,能够快速调整自身结构、资源配置和行为模式,实现恢复、适应并超越原有状态的能力。组织韧性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支撑,韧性文化作为组织韧性的核心载体,能够通过塑造员工的价值认知和行为习惯,强化组织的凝聚力和抗冲击能力,为危机管理提供内在动力。
2. 文化管理理论
文化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要素,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引导员工行为、规范管理流程、提升组织效能。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员工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行为,韧性文化通过培育员工的抗压能力、协作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够使员工在危机面前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从而提升企业危机管理的整体效率。
3. 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通过识别、评估、控制和处置各类风险,实现风险损失最小化。韧性文化与风险管理理论高度契合,韧性文化强调“主动预防、积极应对”,能够弥补传统风险管理中“重防控、轻文化”的短板,通过将风险意识融入企业文化,实现风险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4.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组织的高效运行离不开各主体、各环节的协同配合,通过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最大化。在企业危机管理中,韧性文化能够促进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员工之间的协同协作,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危机应对的合力;同时,也能推动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政府等外部主体的协同,提升企业应对危机的综合能力。
(三)研究假设
李娟(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韧性文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危机应对效率,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对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张磊(2023)研究表明,将韧性文化融入企业危机管理全流程,能够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和协作能力,推动企业快速从危机中恢复。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设H1:
H1: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对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王浩(2023)分析指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生产风险等更为突出,对韧性文化的需求更高,韧性文化对其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显著。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更注重韧性文化的培育,因此提出假设H2:
H2:制造业类公司较非制造业类公司而言,培育韧性文化对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作用。
根据企业韧性文化培育实践,目前主要存在系统性培育(建立完善的培育体系、常态化开展培育活动)和零散化培育(无固定培育方案、随机开展相关活动)两种模式,样本中超过75%的企业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较零散化培育模式而言,培育韧性文化对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作用。
二、研究方案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经历过重大危机事件(如供应链断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市场大幅波动等)的689家上市公司作为总体,剔除未披露韧性文化培育相关信息的上市公司,剔除处于风险警示板的上市公司,剔除资产规模过小的上市公司,即资产总额小于10亿元的上市公司,剔除危机后无法恢复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剔除样本中的金融类公司,最终选取了49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年度为单位,把公司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当年度设为T期,研究在(T-1,T+2)期间内的各个指标数据。
所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其中韧性文化培育相关数据通过梳理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及相关公告获得,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相关数据通过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行业统计报告整理得出。
(二)研究变量的选取
变量选取上,综合前人研究文献,综合考虑指标的可代表性、可量化性、可获取性和全面性等因素,选取的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符号 | 变量说明 |
被解释变量 | 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 | RAC | 通过资源储备能力、应急响应能力、恢复速度三个指标加权计算得出,权重分别为0.3、0.4、0.3,取值范围0-100 |
危机损失控制率 | LCR | 危机损失控制率=(预期危机损失-实际危机损失)/预期危机损失×100% | |
危机后恢复速度 | RS | 危机后恢复速度=危机前正常经营水平/危机后恢复至正常水平所需时间(月)×100% | |
解释变量 |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 | RCI |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培育投入占比+培育活动频次+员工认知度,取值范围0-100 |
企业类型 | IND | 制造业公司为1,非制造业公司为0 | |
韧性文化培育模式 | CUL | 系统性培育为1,零散化培育为0 | |
控制变量 | 企业规模 | SCALE | 企业规模=资产总额的对数 |
现金流状况 | CASH | 现金流状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资产总额×100% | |
研发投入占比 | RD | 研发投入占比=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100% | |
股权集中度 | CON | 股权集中度=前五大股东持股数/股票总数×100% |
(三)研究模型的构建
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以企业抗风险能力作为因变量,以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为自变量,同时加入上述多个控制变量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模型中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异方差,利用判定系数来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利用t值检验自变量的显著性;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判断多重共线性。构建的六个模型用文字表述如下:
模型1: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企业类型系数×企业类型+培育模式系数×培育模式+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模型2:危机损失控制率=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企业类型系数×企业类型+培育模式系数×培育模式+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模型3:危机后恢复速度=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企业类型系数×企业类型+培育模式系数×培育模式+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模型4: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模型5: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企业类型系数×企业类型+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模型6: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常数项+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系数×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培育模式系数×培育模式+现金流状况系数×现金流状况+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占比系数×研发投入占比+股权集中度系数×股权集中度+误差项
对于假设H1,运用模型1至模型3;对于假设H2,运用模型4和模型5;对于假设H3,运用模型4和模型6进行数据分析。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检验假设H1
本文运用模型1至模型3,分别以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危机损失控制率、危机后恢复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前文中的控制变量,利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模型 | 相关系数 | 判定系数 | 调整后判定系数 | 估计标准误差 |
1 | 0.762 | 0.580644 | 0.553 | 0.025 |
2 | 0.728 | 0.529984 | 0.505 | 0.021 |
3 | 0.703 | 0.494209 | 0.468 | 0.024 |
变量 | 模型1(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 | 模型2(危机损失控制率) | 模型3(危机后恢复速度) |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
常数项 | -1.572 | 0.028 | 0.000 | ||||||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 | 0.142 | 3.612 | 1.062 | 0.151 | 0.001 | 1.065 | 0.128 | 0.001 | 1.054 |
现金流状况 | -0.238 | -4.876 | 1.892 | -0.039 | 0.421 | 1.887 | 0.132 | 0.010 | 1.875 |
企业规模 | 0.145 | 2.813 | 1.873 | 0.192 | 0.001 | 1.895 | 0.372 | 0.000 | 1.891 |
研发投入占比 | 0.045 | 1.123 | 1.035 | 0.057 | 0.158 | 1.027 | 0.012 | 0.803 | 1.025 |
股权集中度 | 0.058 | 1.492 | 1.047 | 0.056 | 0.146 | 1.041 | 0.127 | 0.001 | 1.043 |
企业类型 | -0.008 | -0.165 | 1.372 | 0.002 | 0.978 | 1.325 | -0.007 | 0.908 | 1.321 |
培育模式 | 0.029 | 0.621 | 1.354 | 0.031 | 0.521 | 1.336 | 0.008 | 0.901 | 1.333 |
结合上述两个表格可知,以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危机损失控制率、危机后恢复速度为因变量的三组模型在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调整后判定系数分别为0.553、0.505、0.468,说明模型能够解释因变量的拟合度较好,自变量集合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55.3%、50.5%以及46.8%。模型结果表明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在99%置信水平上与三个因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一相符。在生成的统计结果中分析方差膨胀因子,若方差膨胀因子大于0小于5,则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三个模型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处于(0,5)之间,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假设H1成立。
(二)检验假设H2
文章以最具代表性的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企业类型对韧性文化与企业抗风险能力之间关系的影响。首先对不同企业类型进行分类,将企业类型设为虚拟变量,制造业类型公司赋值为1,非制造业类型公司赋值为0,利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变量 | 模型(企业类型=1) | 模型(企业类型=0) |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
常数项 | 0.029 | 0.123 | ||||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 | 0.275 | 0.006 | 1.163 | 0.145 | 0.042 | 1.018 |
现金流状况 | 0.097 | 0.725 | 3.231 | -0.272 | 0.000 | 1.871 |
企业规模 | 0.382 | 0.105 | 2.521 | 0.148 | 0.010 | 1.863 |
研发投入占比 | 0.195 | 0.287 | 1.338 | 0.042 | 0.305 | 1.021 |
股权集中度 | 0.079 | 0.615 | 1.025 | 0.062 | 1.152 | 1.020 |
由表4可知,当企业类型为制造业类时,解释变量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相对被解释变量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的系数为0.275,显著性水平为0.006;而非制造业类企业的解释变量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相对被解释变量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的系数为0.145,显著性水平为0.042。以上数据说明制造业类企业相较非制造业类企业而言,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对企业抗风险能力之间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两个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取值均在(0,5)之间,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假设H2成立。
(三)检验假设H3
文章以最具代表性的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韧性文化培育模式对韧性文化与企业抗风险能力之间关系的不同影响。首先对不同培育模式进行分类,将培育模式设为虚拟变量,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的公司赋值为1,采用零散化培育模式的公司赋值为0,利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变量 | 模型(培育模式=1) | 模型(培育模式=0) |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标准系数 | 显著性 | 方差膨胀因子 | |
常数项 | 0.102 | 0.559 | ||||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 | 0.236 | 0.005 | 1.018 | 0.192 | 0.015 | 1.022 |
现金流状况 | -0.271 | 0.001 | 1.842 | -0.218 | 0.063 | 2.065 |
企业规模 | 0.156 | 0.005 | 1.854 | 0.102 | 0.362 | 2.023 |
研发投入占比 | 0.047 | 0.275 | 1.022 | 0.073 | 0.311 | 1.048 |
股权集中度 | 0.037 | 0.458 | 1.020 | 0.169 | 0.043 | 1.052 |
由表5可知,当企业韧性文化培育模式为系统性培育时,解释变量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相对被解释变量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的系数为0.236,显著性水平为0.005;而采用零散化培育模式的企业其解释变量韧性文化培育强度相对被解释变量抗风险能力综合指数的系数为0.192,显著性水平为0.015。以上数据说明韧性文化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的企业相较零散化培育模式的企业而言,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对企业抗风险能力之间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两个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取值均在(0,5)之间,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假设H3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韧性文化培育强度与企业抗风险能力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我国企业对韧性文化的认知从初步探索阶段的重视不足,到近年来随着危机事件频发,逐步意识到韧性文化的重要性,韧性文化培育体系不断完善,其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向影响日益凸显。这说明,企业培育韧性文化能够有效强化员工的危机意识、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引导员工主动参与危机管理,帮助企业快速应对危机冲击、降低危机损失、实现快速恢复,从而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韧性文化已成为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重要精神支撑。
2. 制造业类企业较非制造业类企业而言,其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生产风险、市场风险等更为复杂多样,对企业的应急响应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和持续运营能力要求更高。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培育韧性文化,能够将员工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绑定,引导员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危机应对,主动优化生产流程、完善应急方案,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而非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危机场景相对单一,韧性文化的作用发挥相对有限。
3. 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的企业较零散化培育模式的企业而言,其韧性文化培育强度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大多数企业在韧性文化培育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完善的体系,采用零散化培育模式,难以充分发挥韧性文化的作用。而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的企业,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培育活动、加强员工认知引导,能够使韧性文化真正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渗透到员工的日常行为中,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危机管理效能和抗风险能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参与也能为企业韧性文化培育提供专业指导,进一步强化培育效果。
(二)对策建议
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对韧性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韧性文化培育实践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培育体系不完善、培育模式不合理、员工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进一步强化韧性文化的正向作用,提升企业危机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政府层面的建议
首先,建立健全韧性文化培育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国外发达国家在企业韧性建设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政府通过出台引导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企业培育韧性文化。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企业韧性文化培育的政策文件,仅靠企业自身探索难以实现快速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明确企业韧性文化培育的指导方向,鼓励企业加大韧性文化培育投入,对培育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补贴,引导企业重视韧性文化建设。
其次,搭建韧性文化培育交流平台,推广先进培育经验。政府可牵头搭建企业韧性文化培育交流平台,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邀请韧性文化培育成效显著的企业分享经验,帮助其他企业借鉴先进的培育模式和方法。同时,鼓励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提升韧性文化培育水平,强化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
最后,完善危机防控配套政策,为企业韧性文化培育提供良好环境。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危机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危机预警、应急处置机制,为企业应对危机提供政策指导和保障。同时,加强对企业危机管理的指导,引导企业将韧性文化培育与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相结合,推动企业实现从“被动应对危机”向“主动防控风险”的转变,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 企业层面的建议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韧性文化培育体系,采用系统性培育模式。摒弃零散化培育的弊端,结合企业自身行业特征、发展阶段和经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韧性文化培育规划,明确培育目标、培育内容和培育步骤。加大韧性文化培育投入,设立专门的培育部门或岗位,配备专业的培育人员,常态化开展韧性文化培训、应急演练、案例分享等活动,强化员工对韧性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引导员工将韧性文化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制造业企业应进一步强化韧性文化培育,结合行业特点优化培育内容。制造业企业应重点围绕供应链风险、生产风险等核心风险,培育员工的应急响应能力、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加强供应链韧性建设,通过韧性文化培育提升企业应对复杂风险的能力。同时,鼓励员工参与危机管理方案的制定和优化,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人人参与、共同防控”的良好氛围。
企业应加强韧性文化与危机管理的深度融合,提升抗风险能力。将韧性文化融入危机预警、识别、应对、复盘的全流程,在危机预警阶段,强化员工的危机意识,及时识别潜在风险;在危机应对阶段,引导员工坚守岗位、协同协作,快速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在危机复盘阶段,总结经验教训,优化韧性文化培育体系和危机管理方案。同时,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危机应对的合力,推动企业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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