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业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深度不仅影响战略制定，也可能因认知局限导致资源错配与内部管理冲突（认知约束效应），但积极的认知转型亦能驱动管理流程再造与绩效提升（管理驱动效应）。上述两种路径的边界尚不清晰，故本文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切入，厘清管理层社会责任认知偏差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内部管理优化。研究发现，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投入的过度乐观（正向认知偏差）反而会降低内部管理效率，表现为非必要的成本攀升与部门协同障碍，支持了“认知约束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负面效应在家族控制企业、缺乏外部监督机制、以及短期盈利压力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的非理性认知会成为内部管理的桎梏，这为引导企业构建科学的社会责任战略、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责任认知；认知偏差；内部管理效率；管理优化

中图分类号： F272.3; C939; F279.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位，要求企业摒弃粗放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已不再仅是外部约束，而是成为内部管理升级和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2022年，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完善ESG工作机制，提升治理水平。现有文献多从外部制度压力或董事会结构角度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1]，而关于管理层自身对责任概念的认知结构如何反作用于内部管理实践的研究尚不充分。部分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环保意识会促进绿色创新[2]，但也有学者指出，管理层对利益相关方诉求的过度回应会导致战略迷失与资源分散（Berman et al., 2015）[3]。因此，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探究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内部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及相关内部决策文档是观察管理层认知的重要窗口。管理层的认知偏差，尤其是对责任投入效果的过度乐观（即正向认知偏差），会通过战略传导影响运营管理[4]。然而，由于当前缺乏统一的认知评估框架，且CSR活动本身具有绩效模糊性，管理层拥有较大的自我解释空间，这可能使其将社会责任活动异化为个人声誉投资或低效的内部成本中心，从而加剧管理摩擦。可见，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在内部管理优化中，既可能是驱动流程重塑的动力，也可能是导致管理僵化与资源浪费的根源。因此，本文致力于研究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偏差对内部管理效率究竟发挥何种作用。

基于此，本文选择2010-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层社会责任认知偏差对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的正向认知偏差（对CSR投入效果估计过高）降低了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即“认知约束效应”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家族企业、未设立独立CSR委员会、以及面临较高短期盈利目标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拓展了认知心理学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将“认知偏差”概念引入社会责任与内部管理的分析框架。第二，丰富了内部管理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管理层主观认知维度补充了现有文献[2-3]。第三，本文的研究为澄清“过度承担社会责任是否有害”这一争议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认知层面导致管理低效的内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认知行为理论，管理层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受到其有限认知及认知偏差的深刻影响。当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秉持“越高越好、越全越优”的过度乐观认知时，会倾向于制定激进的CSR战略，如在环保设备、社区关系维护、员工福利等方面投入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资源[4]。这种基于乐观偏差的战略决策，虽旨在构建声誉，但往往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实际吸纳能力与成本收益匹配。若管理层预期未来社会责任投入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竞争优势和财务回报，他们会在内部会议、决策文件中使用更多肯定性、高承诺性的词汇。然而，过度的非理性投入会挤占核心业务资源，导致管理流程冗余、跨部门协调成本激增，最终降低内部管理效率（如资产周转率下降、期间费用率上升）。因此，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越偏向过度乐观，企业内部管理效率越差。

假设1：管理层的社会责任正向认知偏差会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认知约束效应）。

与之相对，基于权变管理理论，适度的认知偏差如果得到内部机制的校正，也可能转化为管理优化动力。部分学者认为，管理层主动学习和反思可以纠正认知偏差（Hilary & Menzly, 2006）[7]。当管理层意识到CSR投入的复杂性后，可能会倒逼企业建立更科学的预算管理、项目评估和跨部门沟通机制。例如，为了应对过度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会引入精益管理工具，反而提升了运营效率[8]。但这种“倒逼机制”依赖于强大的内部治理与纠偏能力。在没有有效约束机制的前提下，正向认知偏差大概率会直接导致资源浪费。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在一般市场环境下，管理层的过度乐观认知首先表现为对内部管理的破坏。

假设2：管理层的社会责任正向认知偏差会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优化（管理驱动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1年我国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ST、*ST或PT状态的上市公司；（2）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异常样本；（3）剔除主要财务数据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文本数据缺失的企业；（4）剔除上市不足一年的企业。最终得到387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上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管理层社会责任认知偏差，通过Python软件抓取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关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公益等特定语境下的文本语调进行度量。内部管理效率数据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为验证管理层社会责任认知偏差与管理效率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fficienc{y}_{i,t}={\beta }_0+{\beta }_{1}Bia{s}_{i,t-1}+\gamma Control{s}_{i,t-1}+\sum Year+\sum Industry+{\epsilon }_{i,t}$$

其中，$i$ 表示企业个体，$t$ 表示年度。被解释变量 $Efficiency$ 表示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借鉴Richardson等（2006）及现有国内研究[9]，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的逆指标来衡量管理效率，该指标越低（即管理费用率越低），表明内部管理效率越高；为增强稳健性，同时采用资产周转率作为替代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Bias$ 表示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偏差。具体计算步骤为：基于Loughran和McDonald（2011）[10]的情感词汇表构建中文金融情感词典，针对MD&A中涉及“社会责任”“绿色环保”“社区公益”“员工关怀”等特定段落的文本进行语义分析。通过计算（积极词汇数 - 消极词汇数）/（积极词汇数 + 消极词汇数）得到初步语调，并将该语调减去当年同行业企业语调的中位数，得到相对认知偏差（$Bias$）。$Bias$ 值越大，表示管理层相对于同行对社会责任持有越乐观的非理性认知（正向偏差）。

控制变量 $Controls$ 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营收增长率（$Growth$）、董事会独立性（$Indep$）、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Top1$）及上市年限（$ListAge$）。同时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fficiency$（管理费用率）的均值为8.2%，中位数为6.7%，标准差为5.4%，表明不同企业间的管理效率存在较大差异。$Bias$（认知偏差）的均值为0.035，中位数为0.018，最小值为-0.282，最大值为0.486，说明部分企业管理层对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非理性乐观倾向，且差异较大。控制变量的分布特征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样本数据分布合理。

注：样本观测值为3872。

（二） 基准回归检验

表2为管理层认知偏差与内部管理效率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Bias$ 的系数为0.04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后，$Bias$ 的系数为0.038，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偏差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112），管理费用率将上升约0.43个百分点（0.038*0.112），相对于均值8.2%而言，具有显著的经济显著性。这充分表明，管理层越认同“大力投入社会责任必然有利”，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反而越低，验证了假设1的“认知约束效应”。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基于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 稳健性检验

第一，工具变量法（IV）。为了缓解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选取同年份同省份其他企业认知偏差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影响个体管理层的认知环境，但不直接决定本企业的管理效率。第一阶段F值大于10，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第二阶段回归中，$Bias$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第二，更换解释变量度量。将MD&A文本分析窗口从“社会责任”段落扩展至包含“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更大范围，重新计算的认知偏差指标 $Bias2$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第三，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采用“存货周转率”作为内部管理效率的替代指标，回归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偏差越大周转越慢），与主结论一致。第四，滞后效应检验。将解释变量 $Bias$ 滞后两期，结论依然成立。限于篇幅，结果未予列示。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产权性质与控制环境的影响

不同控制环境下，认知偏差的破坏性程度不同。家族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代际传承意愿和“家文化”认知，管理层（往往为家族成员）的乐观偏差更难以受到来自职业经理人或有效董事会的制约。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样本分为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列（1）（2）所示。在家族企业样本中，$Bias$ 的系数为0.052（p<0.01），而在非家族企业样本中，系数为0.021且不显著。组间差异检验（Chow检验）P值为0.000，表明在缺乏现代治理制衡的家族企业中，认知偏差对管理效率的损害更为严重。

（二） 内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企业是否设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或CSR委员会，反映了其对责任投资的审慎程度。设立专门委员会的企业，能够对管理层的乐观预期进行“校准”，减少盲目投入。回归结果如表3列（3）（4）所示。在“未设立CSR委员会”的子样本中，$Bias$ 的系数为0.045（p<0.01）；而在“设立CSR委员会”的子样本中，系数为0.015且不显著。这表明，专业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有效抑制认知偏差带来的管理低效。

（三） 短期盈利压力的影响

面临较大短期盈利压力（如分析师一致预期较高或前三年ROE波动大）的企业，管理层若同时抱有CSR乐观认知，会导致资源“拆东墙补西墙”式的错配，加剧管理混乱。本文根据企业是否超过分析师盈利预测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压组”（超过预测）和“高压组”（未达预测）。回归结果如表3列（5）（6）所示。在短期盈利压力较大的“高压组”中，$Bias$ 的系数为0.058（p<0.01）；而在“低压组”中，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业绩压力会放大认知偏差对管理的负面冲击。

六、结论与建议

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认知究竟是促进管理优化的“催化剂”还是导致效率流失的“迷魂汤”，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研究发现，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投入效果的过度乐观（正向认知偏差）会显著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具体表现为期间费用率的非正常上升，验证了“认知约束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负面影响在家族企业、缺乏内部监督制衡机制以及面临较大短期盈利压力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本文的启示如下：对于企业所有者与董事会而言，应警惕管理层在追逐社会责任声誉时的“过热”心态，建立科学的CSR投资回报评估机制，避免非理性投入挤占经营性资源。对于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引导企业不仅关注“是否履行责任”，更要关注“责任履行的效率”，鼓励企业在披露报告中加入成本效益分析。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察觉企业管理层在日常沟通中表现出对社会责任投入异乎寻常的乐观时，应审慎评估其背后的内部管理失控风险，避免因盲目追捧“负责任”企业而遭受价值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