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晔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在提高经营业绩上做出贡献，还要真正承担起回馈社会的责任，在生态保护、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发展情境，整理研究国内企业内部治理特征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的文献，从企业产权性质、高管与董事会特征以及党组织参与治理等方面对企业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的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我国企业在新时期的实施社会责任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产权；高管特征；董事会治理；党组织参与；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9

一、引言

  201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13个管理领域作为专项管理提升的重点，社会责任管理便是其中之一，2012年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元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变化、社会事件等问题相继出现，频频引发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的关注。“十四五”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不断加强对企业CSR的重视（邱牧远，殷红，2019），不仅要在提高经营业绩上做出贡献，还要真正承担起回馈社会的责任，在生态保护、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赵宸宇，2022）。本文基于中国发展情境，通过整理研究国内企业内部治理特征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的文献，以期为我国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基础。

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

国外学者Clark 在1916年就已提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思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思想就是企业应该自愿地履行慈善责任。美国经济学家Bowen则开启了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1953年Bowen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提出商人有义务根据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服务于社会。随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热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个同心圆”、“金字塔”和“三重底线”理论模型。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在《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运用“三个同心圆”解释了三层社会责任的涵义，内圆是指企业经济责任，即为投资者提供回报，为社会提供产品，为员工提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中间圆是指企业履行经济功能要要兼顾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的重任；外圆是指企业承担更广泛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其他无形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由Archie B. Carroll 1979年提出，他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结构成分，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期望企业在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方面履行的义务。社会在要求企业完成经济使命的同时，期望企业遵守法律、符合伦理、投身公益。英国学者John Elkington（1997）最早提出了三重底线的概念，他认为企业行为要满足经济底线、社会底线与环境底线，实现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现有研究中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相关者理论等解释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章琳一，2019)。其中更多的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一个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基本框架。企业在制度规定的范畴内，符合股东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要履行对消费者、员工、政府、合作方、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人员以及环境所必尽的法律责任及应尽道德责任（张兆国，2012；宋林，2019；谢玉华，2019）。企业社会责任仍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但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可从不同层面全面概述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武器（王琦，杨安玲等，2021）。

从现有文献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离不开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企业被视为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资源所有者之间建立的契约联结而成（祝丽敏等，2021）。除了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企业的员工、供应商、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等也构成企业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根据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紧密联系的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首要群体及次要群体。与企业直接相关联的员工、消费者、供应商、股东等属于首要群体，次要群体则包括新闻媒体及环保组织等。对首要群体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产生更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对次要群体履行社会责任更能够形成社会价值（王怡，2022）。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使企业在遭遇危机时能获得多源信息快速做出调整，并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使企业在面临困境时获得更多合作与支持，从而转危为机（范容慧，2021）。

三、企业内部治理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1.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企业产权性质是我国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因素，在现有文献中，探讨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时都绕不开产权异质性分析。学者结合我国特有的行业竞争属性，从公司规模、资本结构、产权性质和股权结构等公司特征方面对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会更好，但高垄断行业更显著（杨忠智，乔印虎等，2013）。王爱群等（2021）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是非国有企业或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战略差异对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负向影响会更强，战略差异对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中存在经营风险路径、代理成本路径和资源紧缺路径。国有企业中国家的控股比例较大，当国有企业具备较高的股东导向社会责任时，对财务资源的使用也往往更加激进，因此国有企通常具有一定的财务柔性。不同于非国有企业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原则和目标，国有企业通常将社会稳定与充分就业置于首要地位，企业相对于员工处于博弈劣势，这就影响到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舒欢，李晴岚，2022）。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有关，在国有企业组中，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倒Ｕ型关系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组中，上述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盛丽颖，冯艳茹，2022）。祝丽敏等（2021）通过分析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更有助于其信心提升。赵宸宇（2022）通过分析所有制性质、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轻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在社会责任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也应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采取措施推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部分学者着重研究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不断重构家族企业商业模式和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学者们认为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责任的拓展将是引导其继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陈凌等，2008，周念华等2021）。朱丽娜、贺小刚等（2022）聚焦于家族企业是否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越强，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另外，部分学者开始着手于将家族传统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关联，研究关注了家族传统的传承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关系（邹立凯，宋丽红等，2020），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投入社会责任实践。学者们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深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影响的“慈孝传统”“积善传统”和 “礼法传统”对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少军，于保平等，2022）。当下我国很多家族企业都处于传承换代的重要阶段，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延长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重要一环，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周念华等，2021）。

2.高管特征、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通过高管在行业协会中任职这一非正式联结关系，企业能将外部的新知识与企业已有的知识相结合，推进企业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责任策略，在职工福利、慈善捐赠、环保投入等具体社会责任行为做出应有的贡献（徐莉萍等，2019）。高管具有不同的行业任职背景，其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人脉资源明显不同，导致其对企业的经营决策理念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当企业高管存在行业协会任职背景与任职经历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规范，表现出较强的自律性与责任意识，从而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张国富，王冉，2021）。部分学者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会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高管对未来晋升概率的感知会影响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高管晋升概率越高，高管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效应越强，越能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章琳一，2019）。基于高管团队视角的研究发现，女性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高管团队平均任职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负相关，而高管团队年龄以及教育水平对企业社响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王士红，2016）。

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同样受到关注，较小的董事会规模可能造成企业关注较小利益群体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扩大董事会规模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同时，学者们对独立董事的研究已经分别从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网络关系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较高比例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确保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发言权，多元化的独立董事代表更广泛的利益群体，使得企业在制定战略时会更多地考虑其他利益群体，促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买生，杨一苏，2017）。其中，连锁独立董事是成本较低且较为可靠的专业知识源，能将外部的新知识与企业已有的知识相结合，推进企业在职工福利、慈善捐赠、环保投入等具体社会责任行为做出应有的贡献，研究发现连锁独立董事这一非正式联结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连锁独立董事工作地与企业注册地一致性较高的地区（徐莉萍，陆明富等，2019）。郭金忠等（2023）基于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双重环境视角，探讨董事网络位置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公司董事网络中心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现正相关关系，当董事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时，董事在其任职的企业中受到更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促进企业提高合法性、维持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3.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相融合是中国公司治理发展历程的一大特色和创新。目前，部分学者开始基于党组织治理参与视角探讨其对企业CSR的影响，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体系的关键之一在于将党委融入到公司治理之中，通过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以集体智慧与力量推动我国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推进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益共生（贾明， 向翼，王鹤丽等，2023）。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显著促进企业绿色环保投资（徐光伟等，2019），而环境规制则可以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王舒扬等，2019）。党组织参与治理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且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与党组织成员的管理层任职比例正相关，通过影响管理层决策而参与公司治理（余威，2019；修宗峰等，2023）。研究也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并不以损害企业价值为代价，反而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是积极的（程海燕，李明辉，2020）。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企业的社会捐赠力度越大，且显著高于同行业和同地区的平均捐赠水平，这种影响力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基础更加稳固的企业、管理层对党组织重视程度更高的企业和党代会时期更加明显（郑登津等，2019）。张蕊等（2019）的研究指出党组织治理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且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高的作用更强。但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有一定局限性。柳学信等（2022）的研究表明企业党组织治理对 ESG 表现有正向影响，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比党组织进入高管层更加明显和有效，且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此外，学者们考察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意愿和投入金额（谢建等，202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快速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及其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价值塑造和组织动员能力，加强党组织在社会责任履行等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引导作用，有效衔接企业力量在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担当和责任（董静，吕孟丽等，2023；祝丽敏，赵晶等，2023）。

四、总结与简评

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实业界和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内部治理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学者们基于中国发展情境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未来展开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从企业产权性质、高管与董事会特征以及党组织参与治理等方面对企业内部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如下展望：一是现有研究主要包括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其中实证研究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展开，针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对较少。可以综合多个地区样本开展跨地区甚至跨国国情境的大样本研究。例如探究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企业内部治理是否在对社会责任履行上有不同的作用强度。二是目前学者们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括股东导向社会责任、客户导向社会责任、供应商导向社会责任、社区导向社会责任以及环境导向社会责任等方面，目前对内部治理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细分维度的关系是否一致暂时无从得知。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细分维度的探索将极大加深我们对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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