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政治性大于经济性。合作共赢、扩大开放、增进了解是应对变化的基本理念。在产业升级调整过程中，要从增加核心竞争力和增加需求入手，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投资机会。
关键词:贸易摩擦；合作共赢；继续开；投资机会
 
一、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原因简介
(一)中美贸易摩擦简介
自2018年3月以来，经过各种探索，中美就贸易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最终由于立场分歧过大，谈判于6月初破裂。6月15日，白宫就中美贸易发表声明，对总价值500亿美元的1102项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中国决定自2018年7月6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H/]6月18日，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无意改变其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的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并额外征收10%的关税。同时宣布，如果中国在法律程序完成后仍拒绝改变做法，坚持实施其新公布的新关税，美国的上述关税将生效。如果中国再次提高关税，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华商品进口5055亿美元，对华商品出口约1300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约3755亿美元。尽管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摩擦升级对中国没有好处，影响巨大。
其实特朗普先生对中国的诉求主要有三点，在2018年3月到6月被反复提及:一是大幅削减中美贸易逆差；第二，中国不能侵犯和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更不能用政策强迫美国在华企业转让技术；三是彻底改变中国实行多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更是让人无法接受。第三点是终极目标。
(二)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在贸易摩擦发生之初，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和媒体谈及事实，集体误判了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发展趋势，认为这只是商业利益角度的博弈。导致舆论引导和应对策略建议出现明显偏差。
事实上，早在2017年12月，川普总统竞选的宣传主管史蒂夫·班农先生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得很清楚了。其表达式的主要内容如下:
1。民粹主义的大规模崛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舞台上，即中国的崛起。美国精英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儒家的重商主义模式；
2。因为中国的出口过剩，英国中部和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区被掏空了。美国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里倒退了；
3。在中国十九大报告阐述的计划中，“中国制造2025”将使中国制造业在21世纪达到更高水平，但这种依靠政府补贴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不公平的。
4。特朗普总统的行政措施:首先，他将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第二，他将把工业工作带回美国。第三，他要重新审视美国陷入了16、17年的对外战场；
5。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振兴美国，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反制中国的贸易不公平。
我们可以看到，班农的观点与特朗普先生今年3月至6月对中国的呼吁如出一辙。也可以看出，这次贸易摩擦有着社会制度、价值观、经济结构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与中美贸易摩擦将很快结束的流行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长期的、严峻的。
(三)在这次贸易摩擦中被忽略的问题
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已经基本形成。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在“6+1产业链”理论中所阐述的，在这个产业链中，“6+1”和“6”是指:1)产品设计，2)原材料采购，3)仓储运输，4)订单加工，5)批发经营，6)零售；“1”的意思是:制造业。其中，前六个环节占利润的90%，而生产环节只占10%。在产业链竞争时代，中国只负责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却获得很少利润，这也导致了环境污染和劳动力剥削。以富士康为例，作为苹果最重要的代工厂，背负着“血汗工厂”的恶名，毛利率只有1%。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不是制造强国，但掌握产品设计、流程管理、终端零售才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利润通过复杂的所有权结构流回母国。
第二，根据最新统计，中国持有1.1万亿美元债券，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这是怎么发生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洲太平洋资本集团总裁彼得·希夫先生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中做了精彩的阐述。总的来说，在过去的经济周期中，美国政府印刷纸币是为了还债和购买商品，中国也印刷纸币是为了从出口商品中购买美元(强制结汇)和投资美国国债。对中国来说，商品和美元都回流到美国，印出来的人民币留在境内，而这部分纸币没有相应的商品支撑，形成通胀压力，摊薄购买力。另一方面，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市场的钱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随着市场上的货币减少，商品增加，物价必然会下降，美国人民手中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此外，流向中国的美元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回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钱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进一步降低价格，提高美国人民的钱的购买力。
如果我们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晰。中国人民生产的商品被美国人民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行政当局拿走了；美国人民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中国人民得到的是现有货币的贬值。于是，美国向中国发行美元钞票，中国向普通民众发行人民币钞票；美国用这些钞票交换美国人民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中国则用这些钞票交换中国人民生产的各种商品。这个财富魔方形成的最关键环节是货币发行与商品增加的分离:新增的商品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新发行的货币留在中国市场，不断稀释老百姓手中货币的购买力。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而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二、经济周期下的中国经济政策
(一)对宏观周期的共识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周金涛先生对康德拉蒂耶夫周期的研究，全球正处于第五个坎波周期。一个康博周期包含两个库兹涅茨周期，每个库兹涅茨周期包含三个胡桃周期(中间周期)，一个胡桃周期有三个库存周期。在60年的长周期中，未来8到10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新的复苏很可能依靠科技创新，目前还没有出现，从周期的角度看也不可能出现在现阶段。在衰退时期，龙头企业会积累更多的利润，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将难以为继。但由于经济结构不同，不同国家在时间序列上进入短周期的时间会有所不同，经济总量的波动也会有所不同，但从长期来看，全球整体经济形势是一致的。
面对周期，我们整体的政策走向是正确的，比如由虚转实，供给侧改革，金融体系去杠杆，制造业升级。但要避免节奏不平衡带来的新问题。
(二)当前金融政策及趋势
过去十年，中国GDP增长主要来源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此期间，中国的M2已达170万亿元，占GDP的2.1%。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8.4%。这一比例已超过美、英、德、日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2017年，包括政府债务在内，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几乎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位置。在加杠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提供杠杆和资产负债表资产，形成近30万亿的资产管理规模。在经济周期中积累了更高的风险。因此，国家出台了严格的去杠杆政策。但如何实现整体去杠杆，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服务，是政策需要解决的关键矛盾。措施不当和过度的金融紧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企业倒闭、金融坏账和经济崩溃。打破刚性兑付、限制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境外融资、资管新规、调整货币化安置、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有效抑制了新增融资，但除了国债置换之外，没有有效措施引导节奏，为实体企业注入资金。
金融业面临的核心思考是，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如何发展金融业，如何设置金融基础设施，如何划分监管体系。从趋势上看，未来的政策一定是金融为经济服务，而不是金融引领经济。
(三)产业结构和调整方向
长期萧条阶段，其实是一个自我提升和积累的阶段。中国有14亿人口，这个市场需求是支撑复苏的基石。在产业调整中，要注重进口替代、高端产品出口和品牌出口。进口替代方面，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医药R&D和生产是突破的重点；在高端产品出口方面，重点支持市场容量足够大、能带来效益的行业，如汽车、工程机械、通信技术等。在品牌输出方面，优先支持白色家电、快销产品等已形成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在措施上，首先要达成思想共识:1。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心态要摒弃；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曾经说过，“冷板凳要坐十年”，这是真理。事实上，华为在R&D投资自主知识产权已经20多年了，只是解决了“不受别人控制”的问题。要想出人头地，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只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最终保护创新和科技进步。这对自己和别人都是一样的。
其次，政策要立足长远，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高频的政策调整会让市场参与者无所适从，导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第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产业调整中的资本中介作用，通过风险投资、并购等方式支持科技发展和产业整合。
三、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选择与投资机会分析
(一)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综上所述，1。中美两国在过去二十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产业链分工，中国只承担利润最低的生产环节。过去几年，由于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高，大量生产企业迁出中国。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工作机会在减少。2.由于股权合资，大量生产企业的利润由国内外股东分享。同时，关税的提高实际上增加了美国居民的购买成本。3.中美经常项目下资本流动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美国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从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反击”成功和他坚持兑现竞选承诺来看，这场贸易摩擦更像是一场政治举动和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冲突还是来源于政治和核心价值观的不同。
但本质上，贸易摩擦本身就是利益的调整。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分工趋势不会改变，只会改变产业链布局。顺应形势，突破零和博弈，真正以共赢的方式在产业链中寻求合适的位置。是解决摩擦的方法。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在战略上达成共识，守住底线，寻求共赢，避免最坏的情况和摩擦升级，赢得发展的时间窗口。
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我认为应该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增进了解，减少无效或低效的保护，促进市场化发展和资本双向流动。有效利用金融作为技术和市场的桥梁工具，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从业者，他们应该充分发挥他们在中国市场积累的经验，为开放的市场服务。
(二)投资机会和路径
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在去杠杆和未来产业升级调整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短期来看，在债券投资方面，平台公司受制于几乎一刀切的政策变化，高评级主体发行的3年期限产品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可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综合平衡。综合实力强、土地储备大的高评级房地产公司，有提供超额收益的空间。在这个市场上，由于双向开放，海外机构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投资机会。长期来看，笔者认为抗周期消费升级较强的行业存在大量投资机会，如医疗、教育、养老、文化娱乐、定制消费等领域的股权投资。这类企业在国内还没有完全成熟，由于造血能力强，受去杠杆和技术壁垒的影响较小。在这一轮中，其风险和收益的平衡要好于其他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