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市场拓展是中小企业实现规模提升的核心目标，这两种发展路径对于增强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制度主义理论，首次将政策适配度纳入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小企业发展（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关系中进行研究，探讨了超越资源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通过对贵州、浙江、广东、上海等地236家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数字化转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市场拓展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字：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政策适配度；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

一、引言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进程持续加快，尤其在RCEP生效、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等背景下，跨境服务贸易已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学者们一直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研究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或是将开放程度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有研究证明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小企业发展显著正相关，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相互关系的表层分析，缺乏对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小企业核心发展路径（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作用机制的深层探讨，针对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机遇的实证研究还处于完善阶段。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多聚焦于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中的市场准入、要素流动等共性问题进行研究，然而，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和区域差异性，如贵州建立“1+9+N”外贸综合服务体系、上海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这种依托政策支撑、兼顾区域特色的开放模式，催生了政策适配度这一独特的影响变量，区别于国外研究中基于市场自发调节的影响因素。政策适配度受区域政策导向、企业发展规模、行业属性的影响，同时又能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产生直接影响。中小企业作为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主体，占参与跨境服务贸易企业总数的80%以上，用实证研究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背景下，政策适配度为中介的中小企业发展机遇与实现路径，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

以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政策适配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远非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作为一种外部制度环境，衡量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便利程度，能够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但同时也取决于中小企业对开放政策的适应与利用能力，即政策适配度。本文立足于中小企业发展实际，将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视为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适配政策环境的过程。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高低，引发了中小企业对政策利用能力的差异，政策适配度多存在于主动对接开放政策、优化发展策略的中小企业中，目的在于依托政策红利突破发展瓶颈，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选择政策适配度作为中介变量。

二、理论与假设

（一）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小企业发展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发展能力取决于其对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获取渠道和发展空间，因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水平存在差异。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是指国家或地区逐步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放宽跨境服务贸易限制，促进服务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过程，其核心是为企业提供更加开放、公平、便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属于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衡量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便捷性和可能性。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能够打破中小企业的地域限制，拓宽资源获取渠道，进一步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水平。

当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高时，中小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接入国际市场，获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同时享受税收减免、通关便利、资金支持等政策红利，此时，中小企业的发展动力较强，不仅会优化现有业务模式，而且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当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中小企业面临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和跨境交易成本，难以有效对接国际市场，此时中小企业的发展较为保守，多聚焦于国内市场，在维持现有业务稳定的同时，不愿投入过多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市场拓展。

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突破规模限制，适应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的市场环境；市场拓展是中小企业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市场份额的过程，是中小企业借助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机遇实现规模增长的核心路径。无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市场拓展，都是利于中小企业长远发展的，当中小企业积极推进时，可能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但当中小企业暂不推进时，也并不会立即面临生存危机。

以往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会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结果，如相关调研显示，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中小企业，其营收增长率比未参与的中小企业高出15%以上；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比例显著高于开放程度较低的区域。因而，我们大胆推测，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背景下，开放程度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显著正相关。

本文提出假设：

H1a：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小企业市场拓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政策适配度的中介作用

1. 政策适配度

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始终坚持“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从中央层面的RCEP政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政策，到地方层面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企业扶持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这种政策导向下的开放模式，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政策环境的适配程度至关重要，本文将政策适配度定义为：中小企业对跨境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利用能力，以及企业发展策略与政策导向的契合程度，是中小企业整合政策资源、对接开放机遇的核心能力。政策适配度是一种兼具认知性和实践性的企业能力，能够影响中小企业对开放机遇的把握程度，进而影响其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水平。

2.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政策适配度

依据制度主义理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越完善，中小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越有利，此时中小企业会更主动地去了解、学习相关政策，优化自身发展策略以适配政策导向，从而提升政策适配度；相比之下，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相关政策支持体系不够完善，中小企业对接政策的难度较大，获取政策红利的成本较高，因而缺乏主动适配政策的动力，政策适配度较低。

例如，贵州“1+9+N”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字化服务、政策咨询、风险防控等全方位支持，推动参与体系的中小企业政策适配度显著提升；在RCEP生效后，积极学习RCEP规则、适配区域贸易政策的中小企业，其政策利用效率明显高于未主动适配的企业。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H2：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小企业政策适配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3. 政策适配度与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的核心发展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二者均需要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跨境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中，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补贴、技术培训、平台支持等举措，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市场拓展需要突破地域限制、应对国际市场风险，而政策提供的通关便利、海外市场对接、风险防控指导等服务，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市场拓展风险，提升市场拓展效率。

政策适配度高的中小企业，能够精准把握政策导向，高效利用政策资源，解决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而政策适配度低的中小企业，难以有效利用政策红利，在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中面临更多的资源约束和风险挑战。德勤调研显示，政策适配度高的中小企业，其数字化转型成功率比适配度低的企业高出30%，国际市场拓展成功率高出25%。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H3a：政策适配度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政策适配度对中小企业市场拓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4. 政策适配度的中介作用

中小企业作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其发展受到开放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双重影响。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其政策适配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外部资源和发展机遇，而政策适配度作为中小企业整合外部政策资源的核心能力，能够将开放机遇转化为实际的发展动力。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高的背景下，政策适配度高的中小企业，能够依托政策红利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推进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而政策适配度低的中小企业，虽然面临良好的开放环境，但由于无法有效利用政策资源，难以将开放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进程会受到制约。在已有调研中，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中小企业中，政策适配度高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水平均显著高于政策适配度低的企业；同时，部分中小企业即使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环境下，若政策适配度不足，其发展水平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H4a: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数字化转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H4b: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市场拓展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 → 政策适配度 → 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 → 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根据本文研究内容，所选样本企业为：参与跨境服务贸易、成立年限为1年以上、员工人数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涵盖软件服务、跨境物流、文化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服务领域。调查问卷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样本的预调研，根据以上标准选择调研企业，共发放问卷105份，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修改完善问卷内容，以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第二阶段是正式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在贵州、浙江、广东、上海等地，这些区域均为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的重点区域，其中贵州依托“1+9+N”外贸综合服务体系，中小企业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积极性较高；浙江、广东、上海作为沿海开放地区，跨境服务贸易发展成熟，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本次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298份，有效回收236份，有效回收率为79.2%。

其中，从企业类型来看，民营企业占比89.4%，国有企业占比6.8%，其他类型企业占比3.8%；从员工规模来看，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比57.2%，100-300人占比32.6%，300-500人占比10.2%；从行业分布来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占比34.3%，跨境物流服务占比27.1%，文化创意服务占比18.6%，金融服务及其他占比20.0%；从参与跨境服务贸易年限来看，1-3年的企业占比45.3%，3-5年的企业占比38.6%，5年以上的企业占比16.1%；从区域分布来看，贵州占比21.2%，浙江占比28.4%，广东占比30.1%，上海占比20.3%。

（二）测量工具

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五点式量表，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采用结合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发展实际编制的量表，聚焦市场准入、通关便利、政策支持三个维度，包含7个测试条目，信度系数α为0.823。

政策适配度：采用结合我国区域跨境服务贸易政策特点编制的量表，聚焦政策认知、政策利用、策略契合三个维度，包含6个测试条目，信度系数α为0.881。

数字化转型：采用结合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实际编制的量表，聚焦技术应用、流程优化、人才储备三个维度，包含6个测试条目，信度系数α为0.865。

市场拓展：采用结合中小企业跨境市场拓展特点编制的量表，聚焦市场范围、市场份额、客户拓展三个维度，包含7个测试条目，信度系数α为0.876。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企业的背景变量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企业类型、员工规模、行业分布、参与跨境服务贸易年限、区域分布作为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4因子模型比其他嵌套模型的拟合效果都要好，因而，4因子模型能够更好地代表测量项目的因子结构，也就是说本研究所涉及的4个因子代表了4个不同的概念，4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36）

模型 | 所含因子 | λ2/df | GFI | CFI | IFI | RMSEA

基本模型 | 4个因子：CSTO；PA；DT；ME | 1.67 | 0.93 | 0.92 | 0.94 | 0.05

模型1 | 3个因子：CSTO+PA；DT；ME | 2.71 | 0.84 | 0.87 | 0.80 | 0.08

模型2 | 3个因子：CSTO；PA；DT+ME | 2.82 | 0.81 | 0.82 | 0.65 | 0.09

模型3 | 2个因子：CSTO+PA；DT+ME | 3.26 | 0.77 | 0.80 | 0.71 | 0.12

模型4 | 1个因子：CSTO+PA+DT+ME | 3.61 | 0.67 | 0.76 | 0.68 | 0.17

注：CSTO代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PA代表政策适配度，DT代表数字化转型，ME代表市场拓展，+表示变量合并为一个因素。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政策适配度、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的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如下表所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数字化转型（r=0.462，p<0.01）、市场拓展（r=0.341，p<0.01）显著正相关，与政策适配度显著正相关（r=0.358，p<0.01）；政策适配度与数字化转型（r=0.503，p<0.01）、市场拓展（r=0.802，p<0.01）显著正相关。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 均值 | 标准差 | A | B | C | D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 | 20.153 | 5.367 | 1 |  |  |

数字化转型 | 18.721 | 4.125 | 0.462** | 1 |  |

市场拓展 | 22.368 | 4.892 | 0.341** | 0.487** | 1 |

政策适配度 | 19.237 | 3.984 | 0.358** | 0.503** | 0.802** | 1

注：**p<0.01。

（三）回归分析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适配度变量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从Model4可以看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7，p<0.001），假设H1a得到验证；从Model8可以看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市场拓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32，p<0.001），假设H1b得到验证。

从Model2可以看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政策适配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6，p<0.001），假设H2得到验证；从Model5可以看出，政策适配度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18，p<0.001），假设H3a得到验证；从Model9可以看出，政策适配度对市场拓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95，p<0.001），假设H3b得到验证。

在Model4的基础上引入政策适配度变量，如Model6所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的系数变小（β=0.315，p<0.001）且显著，政策适配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仍然显著（β=0.407，p<0.001），相比之下，可决系数R2增加了0.082，因而，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数字化转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a得到验证。

在Model8的基础上引入政策适配度变量，如Model10所示，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变得不显著（β=0.091 ，P>0.05），而政策适配度对市场拓展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β=0.763，p<0.001），因而，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市场拓展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b未得到验证。

表3：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政策适配度、中小企业发展回归分析结果（N=236）

变量 | 政策适配度 | 数字化转型 | 市场拓展

| Model1 | Model2 | Model3 | Model4 | Model5 | Model6 | Model7 | Model8 | Model9 | Model10

企业类型 | 0.231 | 0.185 | 0.234 | 0.172 | 0.121 | 0.101 | 0.182 | 0.133 | -0.002 | -0.008

员工规模 | -0.312 | -0.318 | -0.183 | -0.191 | -0.028 | -0.067 | -0.265 | -0.270 | -0.025 | -0.036

行业分布 | 0.009 | 0.007 | -0.065 | -0.068 | -0.068 | -0.070 | 0.027 | 0.025 | 0.022 | 0.022

参与年限 | 0.268 | 0.261 | 0.017 | 0.009 | -0.128 | -0.106 | 0.199 | 0.192 | -0.019 | -0.013

区域分布 | 0.048 | 0.071 | -0.208 | -0.177 | -0.228 | -0.202 | 0.114 | 0.138 | 0.083 | 0.090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 |  | 0.326*** |  | 0.437*** |  | 0.315*** |  | 0.332*** |  | 0.091

政策适配度 |  |  |  |  | 0.518*** | 0.407*** |  |  | 0.795*** | 0.763***

R2 | 0.167 | 0.262 | 0.084 | 0.261 | 0.301 | 0.382 | 0.135 | 0.235 | 0.651 | 0.657

ΔR2 | 0.167 | 0.095*** | 0.084 | 0.177*** | 0.217*** | 0.295*** | 0.135 | 0.100*** | 0.516*** | 0.522***

F | 8.542 | 12.673 | 3.891 | 12.457 | 15.123 | 18.345 | 6.689 | 10.872 | 64.987 | 56.892

注：***p<0.001，**p<0.01，*p<0.05。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政策适配度为中介变量，研究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的影响过程，经实证研究最终发现：

1.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这与当前跨境服务贸易发展实践和相关研究结论一致，表明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政策红利和资源优势，能够有效推动中小企业优化发展路径，提升发展水平。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中小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对接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推进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

2. 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政策适配度。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越完善，中小企业对接政策、利用政策的动力越强，政策适配度越高。如贵州“1+9+N”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推进，使得当地中小企业的政策认知和利用能力显著提升，政策适配度明显高于开放程度较低的区域。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进程中，中小企业会主动学习政策规则、优化发展策略，以适配政策导向，获取政策红利。

3. 政策适配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政策适配度高的中小企业，能够精准把握政策导向，高效利用政策资源，解决数字化转型和市场拓展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痛点问题，提升发展效率。德勤调研显示，政策适配度高的中小企业，其数字化转型投入回报率比适配度低的企业高出28%，国际市场份额提升速度高出22%，这也印证了政策适配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这也是由政策适配度的核心价值所决定的。

4. 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数字化转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是由于：一方面，当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部分中小企业会依托自身资源，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当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高时，中小企业通过提升政策适配度，利用政策红利获取资金、技术支持，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即使在政策支持不足的情况下，部分有实力的中小企业也会主动投入资源推进转型，因而政策适配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5. 政策适配度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与市场拓展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的高低无法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市场拓展，可能是由于：当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高时，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提升政策适配度，利用政策提供的通关便利、海外市场对接、风险防控等服务，才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而市场拓展作为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为，中小企业若缺乏政策支持，难以承担市场拓展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尤其是在开放程度较低、政策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多聚焦于国内市场，不会轻易开展国际市场拓展。因而，政策适配度在二者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二）研究意义

本文以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模型，并引入政策适配度这一中介变量。以往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企业内部资源、市场环境等，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制度主义理论为切入点，从外部开放环境和政策适配能力的角度进行研究，扩充了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及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政策适配度作为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背景下的独特变量，既受到开放环境的影响，又能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直接作用，本文丰富了跨境服务贸易与中小企业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对于中小企业把握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机遇、提升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 主动对接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政策，提升政策适配度。中小企业应加强对跨境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学习，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优化自身发展策略，提升政策认知和利用能力。例如，主动了解RCEP规则、地方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相关政策，积极申请政策资金补贴、技术培训等支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调整发展方向，实现与政策导向的精准契合。

2. 依托开放机遇，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小企业应借助跨境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人才资源，加大数字化投入，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例如，引入数字化技术优化服务交付流程，依托数字平台对接国际客户，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加强数字化人才储备，通过培训、引进等方式，提升企业数字化运营能力，适应开放型市场环境的需求。

3. 借助政策支持，稳步推进市场拓展。中小企业应依托政策适配优势，借助政策提供的海外市场对接、风险防控等服务，稳步拓展国际市场。例如，通过地方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对接海外客户，降低市场拓展成本；利用政策提供的风险防控指导，规避国际市场汇率、贸易壁垒等风险；同时，聚焦细分市场，打造特色服务优势，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 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政府应持续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开放，降低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完善通关便利、资金支持、风险防控等政策举措；同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中小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方案，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帮助中小企业提升政策适配度，更好地把握开放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