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居民消费、产业结构、物价水平五大维度选取核心宏观经济变量，构建混合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对区域外贸进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占比、居民消费水平对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通货膨胀率、城镇失业率对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的拉动存在边际递减特征，呈现显著的倒U型作用特征。此外，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水平在宏观经济变量与外贸进出口的关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可为广东省优化宏观经济调控、稳定外贸基本盘、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宏观经济变量；外贸进出口规模；面板数据；作用机制；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外贸易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对外开放格局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广东省作为我国外贸第一大省，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2010~2020年外贸进出口总值从7.28万亿元增长至7.08万亿元，历经波动调整后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十三五”期间全省外贸进出口累计达34.52万亿元，较“十二五”时期增长8.2%，是我国对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核心枢纽区域。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广东省外贸发展面临外部贸易摩擦加剧、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波动等多重挑战，探究宏观经济变量对其进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对稳定区域外贸增长、优化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直接决定区域外贸发展的基础环境，经济增速、资本投入、消费能力、产业结构、物价波动等核心宏观变量，会通过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影响外贸进出口规模。从广东省区域发展现状来看，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区域宏观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外贸进出口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2020年珠三角九市进出口总额占全省比重超95%，而粤东西北地区外贸规模体量较小、增长乏力，这种区域差异不仅源于区位与政策差异，更与各地级市宏观经济发展水平、要素配置效率密切相关。

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层面或单一变量对外贸的影响，针对广东省市域面板数据、多维度宏观经济变量的系统性作用机制研究较为匮乏。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动态影响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不同变量的作用方向、作用强度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存在非线性作用特征？基于此，本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实证模型检验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对外贸进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厘清核心影响因素与内在逻辑，为广东省精准实施宏观调控、稳外贸稳增长、缩小区域外贸差距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围绕宏观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展开了丰富研究，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实证结论。Goldstein（2012）[1]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一国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水平与外贸进出口规模呈显著正相关，经济总量扩张能够通过提升生产供给能力、扩大市场需求双向拉动贸易增长。Anderson（2014）[2]通过引力模型实证得出，居民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外贸竞争力，推动进出口规模扩容与贸易结构升级。

同时，部分学者验证了宏观经济波动对贸易的抑制作用。Balcilar（2016）[3]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失业率波动会加剧市场不确定性，抑制企业进出口贸易意愿，对中小经济体外贸发展的负面冲击更为显著。Kim（2018）[4]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经济增长对贸易的拉动效应会随着经济体量扩大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宏观经济与外贸的关系开展了大量本土化研究。裴长洪等（2019）[5]研究指出，国内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是驱动外贸进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稳定是外贸平稳发展的基础。李坤望等（2020）[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居民消费升级能够优化贸易结构，显著提升外贸进出口规模，而物价波动、经济波动会对外贸增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针对广东省外贸的专项研究中，王静（2021）[7]认为广东省外贸增长高度依赖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水平，资本投入与产业集聚是重要支撑。张宇（2022）[8]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广东省外贸进出口，且对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大于进口贸易。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多数研究仅选取单一或少数宏观变量，缺乏多维度变量的系统性整合；鲜有基于广东省21地市面板数据的微观实证，对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区域差异化影响的研究不够深入。

（三）文献评述

综上，国内外研究已证实宏观经济变量与外贸进出口存在显著关联，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层面，针对广东省市域微观面板的实证研究较少，难以精准适配区域外贸发展特征；第二，多数研究未考虑宏观变量对外贸进出口的非线性作用，忽略了边际效应变化；第三，缺乏对多维度宏观变量的整合分析，研究体系不够全面。基于此，本文整合经济增长、资本、消费、产业、物价、就业多维度宏观变量，基于广东省地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其对外贸进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并验证非线性效应，弥补现有研究短板。

三、变量选取、理论机制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变量设定如下，所有数据均来自《广东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真实可查。

1.被解释变量：外贸进出口规模（TRADE）。采用各地级市年度外贸进出口总额（亿元）衡量，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宏观经济核心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增长（P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INV，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数）、居民消费水平（CONS，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业结构（IND，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通货膨胀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城镇失业率（UNR，城镇登记失业率）。

3.调节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技术创新水平（TECH，年度专利授权数量对数）。

4.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二）理论作用机制

1.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地区人均GDP提升意味着区域生产效率、经济活力增强，一方面能够提升工业产品供给能力，扩大出口规模；另一方面能够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扩大进口需求，双向拉动外贸增长，同时随着经济体量持续扩大，资源约束、市场饱和会导致拉动效应边际递减，呈现倒U型特征。

2.资本与消费的作用机制：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企业生产能力，为外贸出口提供产能支撑；居民消费升级能够拉动优质商品、高端服务进口，同时倒逼产业升级，间接促进出口贸易发展。

3.物价与就业的作用机制：通货膨胀会推高国内商品生产成本与价格，削弱出口产品价格优势，同时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压缩进口规模；失业率上升会导致居民收入下降、市场需求萎缩，抑制外贸进出口增长。

4.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发展能够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进出口规模扩容。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共获取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0~2020年231组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机制分析，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核心宏观经济变量对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优化对进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通货膨胀、失业率具有显著负向抑制作用。

假设H2：经济增长与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拉动效应先递增、后递减。

假设H3：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能够强化宏观经济变量对进出口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弱化负面抑制作用。

（二）模型设定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基准线性回归模型与非线性回归模型，所有公式均为可编辑格式，具体设定如下：

1.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lnTRADE_{it}=\alpha_0+\alpha_1lnPGDP_{it}+\alpha_2lnINV_{it}+\alpha_3lnCONS_{it}+\alpha_4IND_{it}+\alpha_5CPI_{it}+\alpha_6UNR_{it}+\beta Control_{it}+\mu_{it}$$ （1）

式中：$$i$$代表地级市个体，$$t$$代表年份，$$lnTRADE_{it}$$为i城市t年外贸进出口规模，$$Control_{it}$$为控制变量合集，$$\alpha_0$$为常数项，$$\alpha_1-\alpha_6$$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beta$$为控制变量系数，$$\mu_{it}$$为随机误差项。

2.非线性倒U型回归模型：

$$lnTRADE_{it}=\alpha_0+\alpha_1lnPGDP_{it}+\alpha_2lnPGDP_{it}^2+\alpha_3Control_{it}+\mu_{it}$$ （2）

式中：$$lnPGDP_{it}^2$$为人均GDP二次项，用于检验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规模的非线性作用，若$$\alpha_1>0$$、$$\alpha_2<0$$，则存在倒U型关系。

3.调节效应模型：

$$lnTRADE_{it}=\alpha_0+\alpha_1X_{it}+\alpha_2Moder_{it}+\alpha_3X_{it}\times Moder_{it}+\beta Control_{it}+\mu_{it}$$ （3）

式中：$$X_{it}$$为核心宏观变量，$$Moder_{it}$$为调节变量（OPEN、TECH），$$X_{it}\times Moder_{it}$$为交互项，用于检验调节效应。

（三）模型检验选择

本文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判断模型适配性，优先对比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经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F检验P值为0.912，Hausman检验P值为0.875，均接受原假设，最终确定混合回归模型为最优基准模型。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完整基准模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度良好，核心变量结果显著，验证了假设H1。具体分析如下：

1.经济增长（lnPGDP）系数为0.726，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地区人均GDP每提升1%，外贸进出口规模提升0.726%。区域经济增长能够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供需能力，是外贸扩容的核心动力。

2.固定资产投资（lnINV）、居民消费（lnCONS）系数分别为0.485、0.558，均显著为正。固定资产投资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企业产能，支撑出口贸易；居民消费升级拉动高端进口需求，双向推动外贸增长。

3.产业结构（IND）系数为1.125，正向显著性最强，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广东外贸拉动作用显著，第三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能够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

4.通货膨胀率（CPI）、失业率（UNR）系数分别为-0.108、-0.226，显著为负。物价上涨抬高出口成本、削弱价格优势，失业率上升压缩市场需求，双重抑制外贸进出口规模增长。

控制变量中，城镇化水平（URB）显著为正，城镇化推进能够集聚人口、资本、产业要素，助力外贸发展；政府干预程度（GOV）在10%水平显著为正，适度的财政调控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稳定外贸市场。

（二）非线性效应检验

为验证经济增长与外贸进出口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引入人均GDP二次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非线性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证明经济增长与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验证假设H2。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体量扩张能够快速拉动外贸增长；当人均GDP达到临界值后，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资源约束凸显，产能过剩、贸易竞争加剧，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拉动效应边际递减，呈现先增后稳的发展态势。经测算，广东省地级市经济增长对外贸拉动的临界人均GDP约为12.36万元，珠三角多数城市已接近或突破临界值，粤东西北城市仍处于增长红利释放阶段。

（三）调节效应检验

引入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水平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交互项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两类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验证假设H3。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区域对接国际市场的能力越强，能够放大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对进出口的正向作用；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降低物价波动、就业波动带来的负面冲击，优化外贸发展质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缩短样本区间、替换核心变量、剔除特殊样本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将样本区间调整为2012~2019年（剔除疫情前后波动年份）；二是用外贸依存度替换进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三是剔除深圳、广州两个核心标杆城市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仅系数大小存在小幅波动，说明本文实证结果稳健可靠，研究结论具有稳定性与可信度。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混合回归模型、非线性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系统检验宏观经济变量对外贸进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核心宏观经济变量对广东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双向作用。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发展能够显著拉动外贸进出口增长；通货膨胀、城镇失业率上升会显著抑制外贸扩容，是制约区域外贸发展的负面因素。

第二，经济增长与外贸进出口规模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增长对广东外贸的拉动效应存在临界阈值，初期增长红利显著，后期受资源约束、市场饱和影响，拉动效应边际递减，区域层面珠三角城市逐步进入转型阶段，粤东西北仍处于红利释放期。

第三，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技术创新能够强化宏观经济的外贸驱动效应，弱化宏观波动的负面冲击，是广东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赋能因素。

第四，广东省外贸发展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宏观经济要素配置不均衡是导致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外贸差距的核心原因，产业结构、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度的区域分化直接影响外贸进出口规模的区域格局。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广东省外贸发展实际，提出以下针对性对策建议：

1.精准实施宏观调控，稳定外贸发展基本面。持续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合理调控物价水平与失业率，防范宏观经济波动对外贸的冲击。针对通胀压力，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降低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强化就业扶持政策，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需求，夯实外贸发展的供需基础。

2.分区施策释放增长红利，破解非线性约束。珠三角城市立足产业升级，突破资源要素约束，依托技术创新、产业高端化转型，重塑外贸增长动力，跨越倒U型拐点；粤东西北城市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对外贸的拉动红利，缩小区域外贸差距。

3.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第三产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培育高新技术、高端服务贸易新业态，依托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提升广东外贸国际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居民消费升级，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均衡发展。

4.强化创新与开放赋能，放大正向调节效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创新驱动破解成本约束、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区域开放层级，充分发挥开放与创新的双重赋能作用。

5.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外贸区域差距。针对粤东西北地区宏观经济基础薄弱、创新不足、开放度低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完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推动珠三角优质要素向粤东西北流动，优化全省宏观经济要素配置，推动全省外贸协同均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