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量，而协同与创新则是破解区域发展失衡难题、释放发展内在动能的核心路径。围绕 “协同与创新驱动” 这一主线，本文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铺平道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失衡、创新要素分散以及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首先正视和分析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空间协同、产业协同与创新协同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思考 —— 依托不同区域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各类要素跨越区域界限实现流动与高效整合，进而形成 “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利共赢” 的协同发展模式，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最终，通过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创新平台的共建共享以及优化政策支持体系等具体路径，能够有效激发区域创新的内在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 “单点突破” 向 “整体跃升” 转变，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思路。

关键词：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区域经济；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与完善，正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环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国内经济结构也在加速调整，构建起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由此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国际视角观察，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正经历着深刻的重构，各国纷纷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力度，以此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唯有通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才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一步巩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其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与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球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中积极突围，已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聚焦国内层面，我国地域广袤，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是区域间实现优势互补的天然基础，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了现实挑战。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而中西部地区虽在资源开发、产业承接等领域蕴含巨大潜力，却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相对滞后。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能够有效促进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产业协同，推动各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正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引导产业向河北、天津转移，不仅实现了区域内产业的优化升级与协同共进，更显著提升了区域整体的竞争力。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它有助于打破区域间的壁垒，推动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不同地区可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既能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又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成渝地区，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领域独具优势，通过强化区域内的产业协同，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极大增强了产业竞争力。同时，这一布局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基础。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能够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鸿沟，让各地区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此外，推进区域经济布局优化，还能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在全球疫情蔓延期间，我国各地区通过加强物资调配与产业协作，有效保障了医疗物资供应和经济稳定运行，便是有力的证明。

本课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机制与影响因素，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引，推动区域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实践中，可为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优势与劣势，提出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建议，能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引导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研究成果也能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产业布局提供参考，助力企业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相关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理解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基础，其中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尤为关键。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 1950 年首次提出，作为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也是不平衡发展论的重要依据。该理论指出，经济增长并非在所有地区同步出现，而是以不同强度率先出现在某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再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扩散，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佩鲁认为，经济空间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经济单位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具体表现为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他看来，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且这些创新往往集中在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部门关联效应较强的推进型产业里。推进型产业与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形成非竞争性联合体，借助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而这种推进型产业正是发挥着增长极的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极理论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方面。极化效应指的是增长极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向自身集聚，从而实现快速发展。比如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吸引了大量人才、资金和企业总部入驻，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增长极。2023 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颇高，众多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扩散效应则是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向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增长极通过产业关联、技术传播、人才流动等方式，将自身发展成果辐射到周边，促进周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就是典型例子，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输出等方式，带动了苏州、无锡、嘉兴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苏州积极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发展起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产业，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这一理论对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具有重要启示。在构建过程中，应明确增长极的定位和作用，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和带动能力的地区或产业作为增长极重点培育。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增强增长极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同时，要注重发挥其扩散效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协同和要素流动，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与共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作为增长极，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河北和天津，带动了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正是实现区域内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域经济学家将其引入区域经济学后，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而产业结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尤其是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构成，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属于高梯度区域；反之，若主导产业处于衰退阶段，则该区域处于低梯度。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关键因素，且大多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会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展开。

在产业梯度中，不同区域所处位置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拥有大量创新资源和高素质人才，其主导产业多处于创新和发展阶段，属于高梯度区域，在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竞争力较强，如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上海的金融服务业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相对较弱，主导产业多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属于低梯度区域，但在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山西的煤炭资源、河南的劳动力资源等。

通过产业转移，不同区域能够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产业，可为低梯度地区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高梯度地区能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更高端的产业发展，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纺织业、建材业等，中西部地区承接后，利用自身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此外，产业转移还能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协同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

区域分工理论用于系统解释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具体形式及动力机制等问题，由于常与国际贸易问题相关联，有时也被称为区域分工贸易理论。该理论最早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后来逐渐被区域经济学家应用于解释区域分工。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分工理论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绝对适宜某些特定产品生产的条件，各国若按此进行专业化生产并相互交换，对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都有利。比较优势理论则提出，即便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生产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只要在某些产品生产上有相对优势，就可通过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进口相对劣势的产品来获得贸易利益。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瑞典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简称 H-O 理论）最为典型，该理论认为区域间或国家间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是分工和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

依据区域分工理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等条件各不相同，这些条件决定了其在某些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适合发展资源开采和加工产业；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地区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则适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内蒙古凭借丰富的煤炭、稀土等自然资源，在能源和资源加工产业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冶金等为主的产业体系；浙江义乌依托发达的小商品市场、完善的物流体系以及丰富的商业文化和创业精神，在小商品生产和贸易领域优势明显，成为全球知名的小商品之都。

通过产业分工，各地区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区域经济整体效益。不同地区在分工中发挥自身优势，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同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和协作会加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产业分工中，上海侧重发展金融、航运、贸易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产业；江苏和浙江则在制造业领域实力较强，分别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等为主的产业集群。通过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长三角地区实现了优势互补，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除了上述理论，明确优势互补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对区域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在区域经济中，优势互补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资源方面，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存在差异，通过优势互补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东部地区则有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东西部合作能让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东部地区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产业方面，各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协同等方式可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如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也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腾出空间，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技术方面，发达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强，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应用和推广上有一定潜力，通过技术转移、合作等方式，发达地区将先进技术传播到欠发达地区，可促进后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技术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其核心是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它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特征：一是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包括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等，这需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来实现；二是社会发展的高质量，涵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就业，合理的收入分配，社会和谐稳定等，这要求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提高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共进，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四是创新驱动发展，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需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人才，健全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五是开放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包括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

三、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现状分析

3.1 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

当前我国已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各区域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东部地区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先进技术与高素质人才储备，在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中等，近年增长势头较快，其工业基础扎实，制造业是经济支柱，汽车制造、装备制造、钢铁及有色金属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同时，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与自身结构调整，中部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也崭露头角 —— 例如湖北武汉的汽车产业发展迅猛，东风汽车等企业带动下，汽车产量稳居全国前列；河南郑州通过承接东部电子信息产业转移，构建起完整产业链，智能手机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攀升。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自然资源富集，尽管经济发展曾相对滞后，但近年潜力持续释放。产业结构上，西部长期以能源与资源开发加工为主，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等产业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投入加大，特色农业、旅游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经济增速逐步加快。典型如陕西西安，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领域成果显著，聚集了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四川成都则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领域快速崛起，成为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在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等产业领域具备传统优势，不过近年发展面临困境，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其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结构单一的问题在经济转型中带来较大挑战。但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深入实施，东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取得进展：辽宁沈阳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实力突出，沈鼓集团、北方重工等知名企业在石化装备、矿山装备等领域技术领先；吉林长春的汽车产业是经济支柱，一汽集团等大型企业近年加大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投入，收获了阶段性成果。

从产业结构整体来看，我国各区域均在推进结构优化升级，但差异依然存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第三产业占比普遍偏高，部分城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则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内部，东部在高端制造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优势明显，中西部与东北则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占据一定份额。当前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程度不足，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亟待通过加强区域产业合作与分工协作加以改善。

3.2 区域经济布局存在的问题

我国区域经济布局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首先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东部与中、西、东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人均 GDP 指标上，东部远高于其他区域，这种经济差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既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也制约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拓展，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基础设施方面，东部的交通、能源、通信等设施相对完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网络密集，能够支撑经济快速发展；而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网络覆盖不足，部分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制约了区域间经济联系与要素流动 —— 例如西部部分地区高速公路与铁路通车里程较短，农村地区交通条件落后，既影响农产品运输销售，也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通信领域，东部 5G 网络覆盖广泛，中西部与东北的建设则相对迟缓，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阻碍。此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均同样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东部拥有众多优质高校与科研机构，人才培养能力强，医疗设施与技术水平高；而中西部与东北的优质资源相对匮乏，难以满足当地需求，这进一步引发人才流失与人口流动失衡，对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产业结构趋同是另一大突出问题，部分地区产业结构相似性过高，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地区在产业发展中缺乏对自身比较优势的深入研判，盲目追逐热门产业，导致结构趋同现象加剧。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新兴产业领域，部分地区一哄而上发展光伏、风电等产业，造成资源浪费与市场恶性竞争。这种趋同态势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大量资源被分散投入相同产业领域，部分地区在不具备资源与市场优势的情况下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既浪费能源资源，又破坏生态环境。同时，产业趋同引发过度竞争，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被迫压低价格，压缩利润空间，甚至出现牺牲产品质量的现象，损害了整个产业的声誉与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结构趋同阻碍了区域间产业协同，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各地区缺乏差异化定位，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合作机制的不完善同样制约着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区域合作中存在诸多障碍，利益分配不均与政策协调困难尤为突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合作收益的公平分配成为难题，分配失衡易引发地区间矛盾冲突，影响合作推进 —— 例如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因涉及多地区利益，在投资与收益分配上的分歧常导致项目进展迟缓。政策协调方面，不同地区的政策法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存在差异，合作中需进行对接协调，但由于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协调难度较大，部分地区为保护本地企业出台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地企业进入，阻碍了区域统一市场形成与要素自由流动。此外，信息共享不畅与合作平台不完善也影响着合作效果：各地区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合作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部分地区在产业转移中因对转入地政策与投资环境了解不足而决策失误；一些区域合作组织因职责权力不明确、运作机制不健全，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制约了合作效率的提升。

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案例分析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涵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达 35.8 万平方公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24 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突破 33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 24.7%，区域平均增速为 5.5%，拥有 9 个万亿 GDP 城市，经济实力尤为强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协同发展、优化布局和深化合作，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进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具体来看，到 2025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收获显著成效；到 2035 年，长三角地区将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区域。

在实践中，长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实现了多维度的优势互补。产业方面，区域内积极推进协同发展，形成了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金融服务、航运物流、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其金融市场发达，汇聚了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基础雄厚，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领域发展迅速；浙江的杭州、宁波等地则在互联网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表现突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知名企业总部便位于此。安徽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加快产业升级，在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取得一定发展，合肥的智能家电产业规模庞大，拥有美的、格力等知名企业的生产基地，同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极布局，蔚来汽车等企业发展势头迅猛。

科技领域，长三角地区加强科技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2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全国约 1/4 的 “双一流”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域创新能力突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 1/3 左右，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研发强度均超过 3%。此外，区域内建立了多个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如覆盖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 9 个城市的 G60 科创走廊，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有力推动了区域内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人才领域，长三角地区推进人才一体化发展，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和流动。各地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集聚，以上海为例，其推出的人才落户政策、人才补贴政策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优秀人才。同时，区域内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建立跨区域的人才培养基地和人才交流机制，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培养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在高质量发展成果方面，长三角地区表现亮眼。经济增长上，区域经济规模稳步提升，2024 年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2025 年一季度，三省一市 GDP 占全国比重已超过 25%，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不断增加，2024 年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5 万家，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以上海为核心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和创新生态，浙江杭州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安徽则依托合肥等城市的科研实力，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开展创新应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长三角地区加强生态环境联动共保，建立空气、水、土壤污染联防联治联动机制，太湖、淮河等流域的合作治理取得明显成效，333 条地表水国考断面中水质 Ⅲ 类及以上占 77%，41 个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19%，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样是我国重大国家战略，涉及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太行山，是连接东北、华北、西北的重要枢纽，地理位置优越。其中，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和众多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发达；天津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港口城市，在高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航运物流等产业方面实力雄厚；河北是传统的工业大省，在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等产业方面具有一定规模，同时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主要任务包括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产业转移和承接，加强交通一体化建设，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

在优势互补实践中，北京积极淘汰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企业，推动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专业市场等向外转移，如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已疏解至河北和天津，同时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推动雄安新区建设 —— 北京城市副中心锚定 “一带、一轴、多组团” 的城市空间结构推进规划落地，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一批央企、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始向雄安新区疏解。产业转移承接方面，河北建立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廊坊临空经济区等多个产业承接平台，吸引大量北京企业入驻，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承接北京的钢铁、化工等产业转移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天津则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与北京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集群，尤其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产业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交通一体化方面，京津冀地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唐城际、京滨城际等开通运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京昆、京台、京秦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形成京津冀核心区 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 小时交通圈，同时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方便居民出行。

在高质量发展成果上，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天津的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河北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发展的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展现出良好态势。生态环境方面，三地深化协作，建立生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加强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治理，津冀签订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河流、湖泊等水体质量得到有效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方面，京津冀地区加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北京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河北和天津扩散，通过合作办学、办医建立多所分校和分院，如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以及北京朝阳医院河北燕达院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院区等，提高了当地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同时实现社保、医保等互联互通，方便居民生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样意义重大，该区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组成，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其发展定位是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发挥香港、澳门的独特优势，以及广东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促进内地与港澳的深度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 “一国两制” 事业行稳致远。

在优势互补实践中，金融领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丰富的金融产品，在股票、债券、外汇、黄金等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深圳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创新中心，在科技金融、数字货币等领域积极探索，拥有众多金融科技企业；广州是区域金融中心，在贸易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发展迅速。粤港澳大湾区加强金融合作，推动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资金的跨境流动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贸易领域，香港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和航运中心，拥有自由港政策和完善的贸易服务体系，贸易便利化程度高；广东是我国的外贸大省，制造业发达，产品种类丰富，在电子信息、家电、服装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大湾区通过加强贸易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建立多个跨境电商平台，提升区域贸易规模和质量。科技创新领域，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知名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优势，科研实力雄厚；深圳是我国的科技创新高地，拥有华为、腾讯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完善，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众多创新成果；广州在科技创新方面也不断加大投入，拥有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建立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多个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和创新要素的流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大湾区积极探索创新，在投资领域简化审批流程实现便利化，在贸易领域推动监管规则统一和协调，在人才领域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自由流动，同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等多层次合作机制，加强区域内的沟通与协调。

在高质量发展成果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产业等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区域内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如华为的 5G 技术在全球广泛应用，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出口量不断增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吸引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区域融合发展方面，内地与港澳的合作不断深化，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大大缩短了香港、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时空距离，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同时大湾区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了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五、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策略

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强化区域战略协同是重要一环，而这又可从加强区域规划衔接与推动区域政策协同两方面着手。

加强区域规划衔接是上述布局的重要基础，其核心在于不同区域的规划能在整体目标引领下科学协调对接，以此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协同发展。从国家层面，需制定统一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各区域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十四五” 规划便充分考量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对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发展作出统筹，明确了各自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与任务：东部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全球竞争力产业集群；中部发挥区位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西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东北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产业多元化，实现全面振兴。各地区制定本地规划时，要与国家战略规划充分衔接，结合自身实际细化落实目标任务。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为例，其紧扣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核心，明确三地定位与重点：北京聚焦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多个功能区；河北重点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加强与京津产业对接，建设多个重要基地和示范区。为确保规划有效衔接，还需健全协调机制，加强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沟通协调，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商讨重大问题、解决矛盾冲突，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规划信息实时共享与动态更新，提升协调效率与水平。

推动区域政策协同则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合作，实现上述经济布局的重要保障，要求不同地区政策相互配合支持，形成合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产业政策上，需依据各地区比较优势制定差异化政策，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与协同发展。东部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培育新兴增长点；中西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国家也通过设立示范区、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中西部承接转移。财政政策方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通过转移支付调节财力差距，提高其财政保障能力，以提供与发达地区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国家加大对西部的转移支付，支持其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社会事业发展，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税收政策上，加强区域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可建立协调机制，统一政策标准，规范征管行为，京津冀便通过税收合作机制促进了区域内企业合理流动与产业协同。金融政策方面，加大对区域重点项目和企业的支持，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可设立区域发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与服务，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长三角设立的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就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区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同样关键，首先要发挥比较优势，明确产业定位，这是实现产业差异化发展、提高区域经济整体效益的关键，因各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为分工协作提供了基础。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如山西、内蒙古，在煤炭、电力等能源产业有天然优势，应加大投入与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打造能源基地，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和装备制造等产业，提高附加值，山西便通过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应用，发展深加工项目，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地区，如河南、安徽，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承接东部纺织、服装等产业，利用本地劳动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加强劳动力培训，推动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升级，河南在承接转移中与东部合作，吸引大量企业入驻，形成完整产业链，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应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北京作为科创中心，在多领域科研实力强，需加大科创投入，推动成果转化产业化，同时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综合竞争力；上海作为国际多中心，在金融、航运、高端制造等领域有优势，应加强金融创新、航运基建，推动高端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圳作为科创高地，在电子信息等领域成果丰硕，需持续支持科创，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是促进区域内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完整链条、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汽车产业中，整车制造与零部件生产企业合作至关重要，前者需要后者提供高质量零部件保证整车质量性能，后者需要前者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支持以促进自身创新升级。长三角汽车产业在此方面成效显著，上海有上汽等整车企业，苏浙有众多零部件企业，它们通过紧密合作形成完整产业链，如上汽与江苏博世、浙江万向等建立长期合作，共同研发创新、开拓市场，提升了区域汽车产业整体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里，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及终端产品制造企业间合作紧密，设计企业需要制造和封装测试企业的先进工艺与技术，终端企业需要高性能芯片提升产品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在该产业合作中优势明显，深圳有华为、腾讯等企业，香港提供资金和市场支持，区内企业通过合作实现协同发展，如华为与中芯国际等合作推动芯片技术研发生产，与封装测试企业合作提高质量效率，使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政府在其中应发挥引导作用，搭建合作平台，组织产业对接会、技术交流会促进企业交流，建立产业合作园区引导企业集聚，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创新，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

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也不可或缺，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是区域合作的关键，因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合作中投入与收益不同，需科学合理的机制保障各方利益，提高积极性。产业转移中，转出地可能面临产业空心化、税收减少等问题，转入地需投入资源且面临环境压力，可建立税收分成、GDP 统计分成等机制，保障转出地利益，激励转入地承接。共建产业园区时，涉及多地区投资管理，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可采取股权合作、收益共享等方式，按投资比例持股分享收益，或根据各方贡献制定分配方案。此外，还需考虑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补偿保护生态的地区，建立社会发展共享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合作成果惠及全民。

加强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建设是推动区域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设立专门机构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作用显著。其能有效解决合作中沟通不畅、效率低下等问题，作为专门协调平台统筹区域事务，及时解决矛盾，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还能制定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各地区发展方向，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同，如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推动了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协同创新。同时，可加强区域内信息共享和交流，建立信息平台整合各类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组织交流活动促进人员往来和经验分享，增强合作凝聚力。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同样是重要举措，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意义重大，区域内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能实现科技资源共享优化配置，提升创新能力。科研机构和高校在科研与人才方面有优势，企业贴近市场利于成果转化，三者合作可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率。许多地区在产学研合作上成效显著，如深圳与清华、北大等合作建立基地，发挥高校科研和深圳产业优势，促进成果转化，在人工智能领域，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深圳企业合作研发应用技术，成果应用于多个领域推动产业发展。加强合作需健全机制，建立产学研联盟攻关科研项目，搭建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技术转移等服务，加强人才交流培养。政府也应加大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出台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并给予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发挥集群创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是以创新为核心，由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科研机构等组成的产业集聚体，具有创新资源丰富、氛围浓厚、效率高等特点，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许多地区积极探索培育集群，如合肥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吸引大量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形成以科大讯飞为龙头的集群，该企业与集群内各方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应用，带动集群发展，集群内企业交流合作形成良好创新生态，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培育集群需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建设孵化器、众创空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合作；同时优化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规，打击侵权行为，培养和引进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设立投资基金等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

六、结论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当前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值得深入探究。要理解这一布局的形成逻辑，首先需回溯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与区域分工理论共同构成了优化布局的理论基石。其中，增长极理论着重揭示增长极所具有的集聚与辐射效应，为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提供了关键指引；梯度转移理论清晰阐释了产业在不同发展梯度区域间的转移规律，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奠定了理论依据；而区域分工理论则强调各地区应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开展产业分工，通过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

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的现状，整体发展态势向好，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不容忽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凭借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上占据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则在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东部存在差距。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过度竞争的出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推进；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与政策协调困难等问题也成为制约协同发展的瓶颈。

从实践层面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典型案例，为探索优势互补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经验。长三角地区通过在产业、科技与人才领域的深度协作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保护；京津冀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突破口，积极推动产业转移承接与交通一体化建设，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则聚焦金融、贸易与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通过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不断激发经济活力，国际竞争力也随之稳步增强。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现状分析与案例总结，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可从多方面着手推进。其一，强化区域战略协同，通过加强区域规划衔接与政策协同，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二，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明确产业定位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以此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其三，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与区域协调管理机构，保障合作的顺畅开展；其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创新发展动力。

不难看出，构建这样的区域经济布局对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且具备现实可行性。通过科学的区域规划、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完善的合作机制，能够充分释放各地区的发展潜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