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新时代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抓手，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其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全国共同富裕的推进节奏。为考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异质性，利用2013—2022年全国203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两者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3—2022年全国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均呈逐年增长趋势，且增长速度逐年加快；（2）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县域赋能效应强于中西部县域，城乡融合度高的县域赋能效应更为突出；（3）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主要传导路径；（4）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对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行政干预程度过高则会抑制其赋能效果。

关键词：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县域共同富裕；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7；F49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直接影响着要素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要素向县域下沉，助力乡村振兴与县域共同富裕。

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打破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方面，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推动县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产业新业态，拓宽县域居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数字要素的流动能够促进县域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同时，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还能通过跨区域要素流动，带动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然而，当前我国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仍面临诸多困境，如数据确权难度大、交易规则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城乡不均衡、县域数字人才短缺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要素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全国县域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县域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深入分析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异质性，旨在为加快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县域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相关研究

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其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价值转化。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涵、测度与影响效应展开。在内涵界定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涵盖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监管等多个环节，核心是打破数据壁垒，让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李金昌等，2021）。在测度体系构建方面，现有研究多从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交易活跃度、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储备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张勋等，2022），但针对县域层面的测度体系仍不够完善，缺乏对县域数字要素配置特殊性的考量。在影响效应方面，现有研究表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效率（谢康等，2023），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王军等，2022），但关于其在县域层面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且未深入探讨其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

（二）县域共同富裕相关研究

县域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在县域层面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实现县域居民收入均衡、公共服务均等、城乡融合发展。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县域共同富裕的测度、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在测度方面，学者们多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维度构建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刘彦随等，2022），但不同研究的指标选取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标准。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认为，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积累等是影响县域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张军等，2023），但关于数字要素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分析不够深入。

（三）数字要素与共同富裕的关联研究

现有关于数字要素与共同富裕的关联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蔡昉等，2022）；但也有学者指出，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不利于共同富裕推进（周小亮等，2023）。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深入剖析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且缺乏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大样本实证检验，无法充分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综上，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针对县域层面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共同富裕的测度体系不够完善；二是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揭示；三是缺乏大样本、长周期的实证检验，且未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与调节效应。本文将围绕上述不足展开研究，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选取2013—2022年全国2038个县域（包括县、自治县、旗、县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县域，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986个，共19860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2023）、《中国统计年鉴》（2014—2023）、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监测平台、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政府工作报告。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与均值法进行补充，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二）核心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CP）

借鉴刘彦随等（2022）的研究成果，结合县域发展实际，从经济富裕、收入均衡、公共服务、生态宜居四个维度构建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加权计算得到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指数，指数越高表明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DM）

结合县域数字要素配置的特点，借鉴张勋等（2022）的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交易活跃度、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人才储备四个维度构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权重如表2所示。同样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加权计算得到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指数越高表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

结合理论分析，选取以下三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1）产业结构升级（IS）：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比值越高表明产业结构越高级；（2）城乡收入差距（IG）：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比值越低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3）公共服务均等化（PS）：借鉴已有研究，从教育、医疗、养老三个维度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指数越高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

4. 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1）调节变量：选取市场化程度（MAR）、交通基础设施（TRA）、人力资本水平（HUM）、行政干预程度（GOV）作为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采用县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衡量；交通基础设施采用县域公路里程密度（公里/平方公里）衡量；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县域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衡量；行政干预程度采用县域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2）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 GDP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INV），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衡量。

（三）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直接赋能效应，构建基准面板回归模型：

$$CP_{it} = \alpha_0 + \alpha_1 DM_{it} + \sum_{k=1}^{n} \alpha_k X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CP_{it}$$表示第 i 个县域第 t 年的共同富裕水平；$$DM_{it}$$表示第 i 个县域第 t 年的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X_{kit}$$表示第 k 个控制变量；$$\mu_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县域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lambda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年度层面的冲击；$$\varepsilon_{it}$$表示随机扰动项；$$\alpha_0$$为截距项，$$\alpha_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传导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M_{it} = \beta_0 + \beta_1 DM_{it} + \sum_{k=1}^{n} \beta_k X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CP_{it} = \gamma_0 + \gamma_1 DM_{it} + \gamma_2 M_{it} + \sum_{k=1}^{n} \gamma_k X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M_{it}$$表示中介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IS）、城乡收入差距（IG）、公共服务均等化（PS）；$$\beta_1$$反映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中介变量的影响；$$\gamma_2$$反映中介变量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若$$\beta_1$$、$$\gamma_2$$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3. 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县域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经济地理嵌套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

$$CP_{it} = \rho W CP_{it} + \theta_1 DM_{it} + \theta_2 W DM_{it} + \sum_{k=1}^{n} \theta_k X_{kit} + \sum_{k=1}^{n} \theta_{k+1} W X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W$$表示经济地理嵌套权重矩阵；$$\rho$$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反映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theta_2$$表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空间溢出系数；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来看，县域共同富裕水平（CP）的均值为0.326，标准差为0.158，最小值为0.089，最大值为0.872，表明我国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DM）的均值为0.287，标准差为0.142，最小值为0.076，最大值为0.821，表明我国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同样存在明显差异，且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也存在一定差异，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4为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DM）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具体而言，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将提升0.324个单位，这意味着加快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能够有效推动县域共同富裕实现。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PGDP）、固定资产投资（INV）、对外开放程度（OPEN）、城镇化水平（URB）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城镇化推进均能有效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其中，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最大，为0.287，说明城镇化是推动县域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能够通过促进城乡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表5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别检验产业结构升级（IS）、城乡收入差距（IG）、公共服务均等化（PS）的传导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1）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5%。其原因在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推动县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产业新业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居民增收。（2）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显著，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赋能县域共同富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8.7%。这是因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拓宽农村居民增收渠道，如发展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介效应显著，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动县域共同富裕实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1.2%。其原因在于，数字要素的流动能够促进县域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表6为空间杜宾模型（SDM）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空间自相关系数（ρ）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县域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能够带动本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空间溢出系数（W·DM）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不仅能够提升本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其原因在于，数字要素具有流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能够通过跨区域要素流动，推动周边县域数字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优化，进而赋能周边县域共同富裕。

从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W·PGDP）、城镇化水平（W·URB）的空间溢出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城镇化推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开放程度（W·OPEN）的空间溢出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这表明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推进能够相互带动，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五）异质性与调节效应分析

1.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异质性，将样本分为东部县域、中部县域、西部县域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东部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最强，系数为0.412；对中部县域的赋能效应次之，系数为0.305；对西部县域的赋能效应最弱，系数为0.218。这表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原因在于东部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人才储备充足、市场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要素的配置作用；而中西部县域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人才短缺、市场化程度低，制约了数字要素赋能效应的发挥。

2. 调节效应分析

为考察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行政干预程度对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效应的调节作用，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将核心解释变量与各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来看：（1）市场化程度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交互项（DM×MAR）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程度能够正向调节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在数字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突出，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大数字要素的赋能效果。（2）交通基础设施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交互项（DM×TRA）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强化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作用。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数字要素跨区域流动，推动数字技术与县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优化，进而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3）人力资本水平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交互项（DM×HUM）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效应。数字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价值转化离不开专业数字人才的支撑，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加快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助力县域共同富裕实现。（4）行政干预程度与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交互项（DM×GOV）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过高的行政干预程度会抑制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效果。过度的行政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数字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降低数字要素利用效率，进而削弱其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因此，在推进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过程中，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2年全国198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传导机制、空间异质性及调节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13—2022年我国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持续加快，但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东部县域整体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县域。第二，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提升本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还能带动周边县域协同发展。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赋能县域共同富裕的核心传导路径，三者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23.5%、18.7%和21.2%。第四，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县域赋能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同时，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对赋能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过高的行政干预程度会抑制其赋能效果。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加快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县域共同富裕实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完善数据确权、交易、监管等相关制度体系，破除数据流动壁垒，提升数字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对县域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重点向中西部县域倾斜，缩小数字基础设施城乡、区域差距。二是依托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县域数字产业新业态，推动传统农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拓宽县域居民增收渠道；借助数字技术优化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立足区域发展差异，实施差异化的数字要素配置政策，东部县域重点提升数字要素创新应用能力，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中西部县域重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才培养，补齐发展短板，充分释放数字要素赋能潜力。四是优化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升县域市场化程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县域交通网络，促进数字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大数字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提升县域人力资本水平，为数字要素高效配置提供人才支撑。五是强化县域间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数字要素共享机制，推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公共服务等资源跨区域流动，发挥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空间溢出效应，形成县域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系统考察了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县域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及相关机制，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在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测度方面，受数据可得性限制，部分指标（如数据交易规模）的测度精度有待提升；二是在传导机制分析中，未深入探讨各中介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传导路径的复杂性揭示不够充分；三是在空间异质性分析中，仅从东中西部区域层面进行划分，未进一步考虑县域行政等级、资源禀赋等异质性特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测度体系，提升指标测度精度；深入分析各中介变量的交互效应，完善传导机制研究；结合县域不同特征，开展更细致的异质性分析，为推动县域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共同富裕实现提供更精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