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轻量化企业文化被定义为一种适配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决策灵活的发展特征，以简约化、低成本、高适配为核心，聚焦核心价值观传递与基础行为规范培育的文化形态，核心维度包括价值观共识、行为协同、文化落地效率。笔者通过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方法，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尝试验证组织凝聚力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经检验，该建设模式干预效果显著且具有长效性，组织凝聚力在干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后，笔者认为从各主体角度来看，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在未来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拥有巨大推广前景。

关键词：轻量化企业文化；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组织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F276.3

一、引言

受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资源短缺、抗风险能力弱、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发展困境，其经营绩效的提升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轻量化企业文化作为适配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新型文化建设模式[1][2]，关注并推进中小企业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规范运营、凝聚人心、提升核心竞争力乃至实现可持续发展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轻量化企业文化不同于大型企业成熟完备的文化体系，它被定义为一种适配中小企业资源有限、灵活运营特点，以简约化、实用性、低成本为核心，聚焦核心价值观传递与基础行为规范的文化形态，不仅能有效降低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本与门槛，更是提升员工归属感、优化内部管理、改善经营绩效的重要支撑[3]。国内外来自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已针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就文化维度、影响路径、建设模式、作用机制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4][5]。然而，针对中小企业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专项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实证层面的干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同时，随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传统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落地难度大等问题，难以适配中小企业资金少、人员精简、决策灵活的特点，导致许多中小企业文化建设流于形式，无法对经营绩效产生实质性支撑。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理念应运而生，其以“简约高效、贴合实际、低成本落地”为核心，摒弃复杂的文化体系构建，聚焦核心价值观传递、基础行为规范培育和简单文化活动开展，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易坚持的特点，这对于解决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困境、提升经营绩效而言，更具可操作性和实践价值。

据此，本次研究旨在通过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以我国存在经营绩效提升需求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实地指导与线上跟踪结合为方式，探讨该建设模式对于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实施效果，验证组织凝聚力的中介作用，并为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更多实践层面的参考，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二、文献综述

（一）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文化建设研究

1. 中小企业经营绩效

早期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型企业，侧重从财务指标维度进行评价。1950年，Modigliani首次提出企业绩效的财务评价体系，将其定义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盈利水平、资产运营效率等财务指标的综合体现[6]。Kaplan在1992年提出的平衡计分卡理论中指出，企业经营绩效应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全面评价[7]，打破了单一财务指标的评价局限。

20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特殊性，结合中小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聚焦细分领域的特点，拓展了经营绩效的评价维度——除了传统的财务指标，还包括市场竞争力、员工凝聚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非财务指标[8]。这一评价体系被国内学者张维迎接受，他提出的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维度，即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内部管理绩效、可持续发展绩效[9]，目前已被国内学界广泛认可。

2. 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经验。综合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于企业文化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通常聚焦于三个层面：文化维度层面、建设模式层面以及作用机制层面。

针对文化维度层面的研究开展最为广泛，重在分析不同文化维度对经营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常见的研究方向包括：核心价值观对员工行为的引导作用、团队协作文化对内部效率的提升作用、创新文化对市场竞争力的推动作用等[10][11][12]。也曾有中国学者针对中小企业开展儒家文化与经营绩效的关联研究，发现诚信文化、务实文化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客户忠诚度和市场口碑[13]。

针对建设模式层面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索适配中小企业特点的文化建设路径。常见的建设模式包括：老板引领型文化建设、员工参与型文化建设、贴合业务型文化建设等[14][15][16][17]，核心均围绕“低成本、高适配”展开，避免大型企业复杂的文化体系建设模式。

针对作用机制层面的整体性研究尚在探索阶段。部分学者尝试验证中介变量的作用，如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但针对组织凝聚力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其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的研究较为匮乏，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8][19]。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凝聚力能够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提升员工协作效率，可能成为连接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的重要纽带[20]，这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国外，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并开发了包括简约文化模式、柔性文化模式、精准文化模式等在内的多样化建设模式，为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提供适配的文化建设方案。已有的实践方式包括：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宣贯、员工行为规范简化与落地、小型文化活动开展、企业文化与业务流程深度融合等[21][22][23]。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于建设对策、建议的探讨上，如，郑广怀等人曾从文化提炼、落地执行、保障机制、效果评估四个方面提出较为全面的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策略[24]。但针对轻量化企业文化的实证干预研究相当稀薄，尤其缺乏对中介机制的检验，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鉴于此，本研究拟选择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干预方式，该模式来源于当代中小企业管理实践，相较于以往的传统文化建设模式，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不以“完善体系”为目标，而是以“实用高效”为导向，特别关注文化建设的低成本、易落地和长效性，聚焦核心价值观与基础行为规范的培育。笔者认为，对这一建设模式的实证研究，有利于拓展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验证组织凝聚力的中介作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二）轻量化企业文化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具体而言，本次研究所采用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模式，是基于中小企业资源有限的现实，结合简约管理理论开发的新型文化建设模式[25]，执行方法为：干预对象在接受干预期间，通过“核心价值观提炼、基础行为规范制定、小型文化活动开展、线上线下宣贯结合”的方式，推进企业文化落地，核心任务包括：提炼1-2条核心价值观（贴合企业业务特点）、制定3-5条基础行为规范（简单可执行）、每周开展1次小型文化活动（如晨会分享、月度表彰）、每日通过企业微信群推送1条文化相关内容，确保文化建设融入日常运营。这一建设模式旨在通过简约化、低成本的方式，培育员工的价值观共识，提升行为协同性，增强组织凝聚力，进而优化内部管理、提升经营绩效，具有投入少、操作简便、落地性强、可长期坚持的特征[26][27]。

虽然目前学界使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进行实证干预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但是已有部分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利用这一模式对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开展了积极尝试：J Bryan Sexton等学者曾利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美国的小型制造企业开展干预研究，经检验，该模式对提升企业内部效率、改善经营绩效作用显著[28]。我国学者郭玉芳等则曾基于中小企业实地调研，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实务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对中小企业员工归属感、组织凝聚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并能间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29]。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利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研究所关注的群体仍然以制造类、服务类中小企业为主，探究该模式对于其他行业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其中介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此外，曾有研究指出，许多中小企业之所以文化建设流于形式，核心原因在于文化建设与企业实际脱节、投入成本过高、难以长期坚持，导致员工对企业文化缺乏认同感，组织凝聚力不足[30]。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则能通过简约化、低成本的方式，让文化真正融入员工日常工作，提升员工的价值观共识，进而增强组织凝聚力。研究发现，组织凝聚力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组织凝聚力越强，经营绩效水平越高[31]。据此，笔者推测组织凝聚力极有可能是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作用机制中的中介变量，拟对其加以验证。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计划采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模式（以下统一简称为：轻量化文化建设）对存在经营绩效提升需求、组织凝聚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进行干预，探讨该模式对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效果。笔者还希望在基于前文检验轻量化文化建设有效性之余，探讨组织凝聚力在整个干预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工具

在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方面，笔者主要采用的研究工具为张维迎等人编制的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评价量表[32]，用于挑选研究对象以及对干预效果的检测。学界普遍认为该量表构想效度与结构效度良好，且具有较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再测信度，因而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该量表内容包括以下四个维度：财务绩效（6条目）、市场绩效（5条目）、内部管理绩效（5条目）、可持续发展绩效（4条目）；其计分方法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法，1代表“非常差”，5代表“非常好”，总分越高，表明企业经营绩效水平越高。

在组织凝聚力的测量方面，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组织凝聚力量表[33]，该量表共16个条目，分为目标认同、人际和谐、协作配合、集体荣誉感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企业组织凝聚力越强。

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效果的辅助测量方面，采用自编的轻量化企业文化落地评价量表，包括价值观共识、行为协同、文化落地效率三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法，用于辅助验证干预措施的落地效果。

2. 研究对象

在招募对象时，本次研究通过线下实地走访、行业协会推荐、线上公开招募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国中小企业发布招募通知。其后，笔者共收集到86家中小企业的基线测量量表，并从中选取了32家满足条件、愿意全程参与的中小企业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干预对象的纳入标准如下：①为注册满1年以上的中小企业（员工人数50-200人）；②存在经营绩效提升需求（近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③组织凝聚力较弱（组织凝聚力量表评分≤3分）；④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愿意配合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排除标准包括：①近半年内已开展过系统的企业文化建设；②企业处于破产、重组等特殊阶段；③无法配合完成全程干预与数据填报。

招募的32家中小企业将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组——实验组（以下简称G1）与对照组（以下简称G2），每组各16家企业。

3. 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结束后，笔者利用Excel整理收集到的数据，并使用Stata 16.0进行统计分析。

检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部分，研究所利用的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以及卡方检验。在这一部分研究的所有检验中，均规定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验证组织凝聚力是否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笔者计划对其进行中介模型检验，并参照朱风书等人的方法[34]，选取T2与T1的数据进行分析。在T2，G1企业已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G2企业此时作为对照组尚未接受任何干预。相较于以往直接分析干预结束后所得后测数据的方法，分析干预前后实验组、对照组在经营绩效水平以及组织凝聚力水平上的差值（T2测量值减去T1测量值），有助于更直观地呈现干预前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时，笔者所采用的为温忠麟等人提出的检验方法[35]，通过三段分层回归分析，对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流程

本次研究的流程如下所示：

图1 研究流程

注：T1为基线测量的时间，T2为研究开展后3个月的时间，T3为T2后3个月的时间。

在招募结束后，笔者依次与32家企业的负责人及行政主管建立联系，明确干预流程与相关要求。在G1干预正式开始前，笔者组织G1企业的负责人与行政主管开展1次线下培训，讲解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开展流程、核心内容、实施方法、每日任务及注意事项等事宜，确保相关负责人充分理解有关要求。同时，组织32家企业填写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评价量表、组织凝聚力量表，作为基线数据（T1）。

在T1时，G1干预正式开始，G2此时为等待对照组（waitlist control）。G1的干预共持续3个月。在为期3个月的干预期间（T1~T2），各企业按照既定方案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每月提炼1条核心价值观（贴合企业业务），逐步形成企业核心价值体系；制定3-5条基础行为规范（如考勤规范、协作规范），并在企业内部宣贯执行；每周开展1次小型文化活动（晨会分享、月度表彰、团队小游戏等）；每日通过企业微信群推送1条文化相关内容（价值观解读、员工优秀行为案例等）。笔者每周通过线上沟通、每月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跟踪干预进展，及时解决企业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为期3个月的干预结束后（T2），笔者邀请G1的16家企业再次填答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评价量表、组织凝聚力量表以及轻量化企业文化落地评价量表。此时G2的16家企业也将被邀请填写前两份量表，其数据作为对照数据使用。截至T2时，有1家实验企业因为负责人变动、无法继续配合干预而退出外，G1剩下15家企业全部完成此阶段要求的填写任务，G2的16家企业暂无退出。

在T2时，G2的企业开始正式接受干预，G1此时为等待对照组。G2为期3个月的干预流程与G1一致（T2~T3）。在3个月的干预结束后（T3），G2的企业再次被邀请填写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评价量表、组织凝聚力量表以作为后测，此时G1企业也被再次邀请填写量表，观察其经营绩效与组织凝聚力在干预结束后3个月的变化。在此阶段的干预中，G1无企业退出，G2有1家企业因业务调整、精力有限而退出干预。

（四）研究假设

为检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笔者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1）在T2时，接受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的G1企业比未接受干预的G2企业经营绩效水平更高，且在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内部管理绩效、可持续发展绩效四个方面水平更高；

（2）在T3时，G1企业与G2企业在经营绩效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无显著差异；

（3）将G1、G2两组T1与T3的结果分别对比，两组企业在经营绩效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均有显著提升。

为检验组织凝聚力在干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笔者做出如下假设：

（4）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增强组织凝聚力，间接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

四、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干预结果

（一）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

1. 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比较

在对G1、G2两组研究对象的企业规模、行业类型进行卡方检验，对经营绩效水平、组织凝聚力水平及各维度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结果显示两组企业在上述所有方面的基线值差异均无显著统计学意义（表1）。该结果证明，两组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具有同质性，符合实验研究分组要求。

表1 两组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比较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2. 数据分析与检验

（1）组间比较

依据研究假设，笔者首先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进行T2时G1企业与G2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以及下设四个维度水平的检验，观察G1企业的上述维度水平是否显著高于G2。

表2 两组研究对象的经营绩效水平比较（T2）

依据检验结果得知，在T2时，接受了3个月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的G1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显著高于此时未接受干预的G2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p=0.005），且在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内部管理绩效、可持续发展绩效四个维度的水平均显著高于G2企业（p均<0.01）。因此，假设（1）成立。

其后，笔者再次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考察T3时两组研究对象经营绩效水平以及其下设四个维度水平的差异情况。

表3 两组研究对象的经营绩效水平比较（T3）

结果显示，在T3时，当此前处于等待状态的对照组G2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后，G1与G2企业在经营绩效水平（p=0.742）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假设（2）成立。

（2）组内比较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笔者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别对G1组和G2组在T1与T3时的经营绩效水平以及其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进行检验，以判断两组成员是否均在接受干预后，经营绩效水平及其下设维度水平均显著提升。

表4 G1组研究对象的经营绩效水平比较（T1&T3）

表5 G2组研究对象的经营绩效水平比较（T1&T3）

检验结果显示，较T1时相比，G1企业在T3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均显著提升（p均<0.01）；G2企业在T3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同样也显著提升（p均<0.01）。假设（3）成立。

（3）总结

在组间比较中，上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T2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的G1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显著高于此时处于等待状态、尚未接受干预的G2企业；而组内比较的结果显示，在T3时，刚接受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的G2企业在此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其下设维度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尚未接受干预的T1时的水平。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说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可以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及各维度水平，干预效果显著。

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在组间比较中，T3时，干预结束后3个月的G1组成员与刚刚结束干预的G2组成员此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下设四个维度的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组内比较中，G1、G2两组在T3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其下设维度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在T1时的水平。依据上文所提及的研究流程，在T3时G2企业刚刚接受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T2~T3），而在此期间，G1企业并未接受任何干预，为对照组。然而，G1企业的数据结果在研究结束后3个月时，仍与G2企业的数据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显著高于T1时的基线测量结果。同时，T3时G1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3.672±0.854）较T2时仍有提升（3.456±0.823）。这说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在研究结束后3个月内仍能使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进一步提升，其改善作用具有一定持续性。

（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中组织凝聚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1. 研究对象组织凝聚力的基线资料比较

上文的研究已证明，G1、G2两组研究对象经营绩效水平的基线值差异并无显著统计学意义。经检验，G1、G2两组研究对象在组织凝聚力水平方面的基线资料同样具有同质性，符合实验研究分组要求。

表6 两组研究对象的组织凝聚力基线资料比较

2. 数据分析与检验

首先，笔者以中小企业经营绩效水平得分的变化值（T2测量值减去T1测量值）为因变量（Y），以组别为自变量（X），进行向前法线性回归；其后，以中小企业组织凝聚力水平得分的变化值（T2测量值减去T1测量值）为因变量（Y），以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向前法线性回归分析；最后，以中小企业经营绩效水平得分的变化值（T2测量值减去T1测量值）为因变量（Y），以组别、中小企业组织凝聚力水平得分的变化值（T2测量值减去T1测量值）为自变量，进行向前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及标准化回归方程如下：

表7 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中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8 组织凝聚力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结果

在第一段方程的回归中，得到的结果显示，P<0.01，R²=0.152，ΔR²=0.132，该结果具有显著性，表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可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水平。

第二段方程回归的结果显示，P<0.05，R²=0.098，ΔR²=0.078，该结果同样具有显著性，表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组织凝聚力具有显著影响，开展该干预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组织凝聚力水平。

第三段方程回归结果证明，此时回归方程的R²=0.408，ΔR²=0.378，在控制了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变量后，组织凝聚力此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P<0.001，而控制组织凝聚力变量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此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再显著，P=0.086，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经营绩效的主效应也有所减小，β值从0.765下降至0.438。

（3）总结

图2 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作用模型

依据上述分析与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笔者得出结论：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组织凝聚力，间接影响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中介效应模型图如图2所示：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直接效应；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凝聚力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有间接效应。原假设（4）成立。

五、研究结论

（一）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1. 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可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

在本次研究中，G1、G2两组研究对象分别在3个月内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提炼核心价值观、制定基础行为规范、开展小型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宣贯等方式，培育员工价值观共识，提升行为协同性，最终，两组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均显著提升。虽然所研究的群体不同，但本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前人研究结果的支持：国外学者Gander等人曾在研究中指出，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可以通过简约化、低成本的方式，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员工协作效率，进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36]。国内学者郭玉芳等人也通过面向中小企业的实地研究证实：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归属感和组织凝聚力，优化企业内部流程，降低管理成本，进而推动经营绩效的提升[37]。

本次研究结果充分证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可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且在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内部管理绩效、可持续发展绩效四个维度均有明显改善。这一结果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特点密切相关：该模式摒弃了传统文化建设的复杂流程，聚焦核心、简化形式，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投入成本和落地难度，使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核心业务与文化落地中，进而实现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注重员工的参与和认同，通过简单易执行的行为规范和小型文化活动，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推动员工主动提升工作效率，为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提供了内在动力。

2. 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具有持续性

依据前文数据分析结果，笔者发现：在T3时的组间比较中，干预结束后3个月的G1组成员与刚刚结束干预的G2组成员此时的经营绩效水平及其下设维度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此时的组内比较中，G1组成员的经营绩效水平较T1时仍保持显著提升，且较T2时（干预刚结束时）还有小幅增长，这一现象充分表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并非短期效应，而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的核心原因在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并非简单的“形式化干预”，而是通过长期、简约、可落地的方式，将核心价值观、基础行为规范逐步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将文化理念融入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形成了稳定的内部管理氛围和员工行为习惯，这种内化的文化力量能够在干预结束后持续发挥作用，推动经营绩效稳步提升。

与传统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落地”导致效果难以持续的问题不同，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以“实用高效、长期可坚持”为核心，摒弃了复杂的体系构建，聚焦于员工可感知、可执行的具体行为，降低了企业后续维持文化建设的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干预结束后，仍能轻松延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进而实现经营绩效的持续改善。此外，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培育的价值观共识和行为协同性，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积极性，这种内在动力不会随着干预的结束而消失，反而会在长期工作中持续转化为工作效率的提升，为经营绩效的持续性改善提供了稳定支撑。已有研究也表明，当企业文化能够真正内化为员工行为习惯时，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将具有长效性[38]，这与本次研究的结论形成了呼应。

（二）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本次研究通过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证实了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并非直接作用于经营绩效，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组织凝聚力，间接推动经营绩效的改善，这一结论验证了笔者提出的研究假设（4），也完善了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影响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具体而言，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提炼贴合企业业务的核心价值观、制定简单可执行的基础行为规范、开展小型文化活动等方式，首先培育了员工的价值观共识，让员工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行为准则，减少内部认知分歧，进而促进员工之间的人际和谐与协作配合，增强员工的集体荣誉感，最终实现组织凝聚力的显著提升。而组织凝聚力的提升，能够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减少内耗，提升员工的协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流程，降低管理成本，进而推动企业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内部管理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全面提升。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当控制组织凝聚力这一中介变量后，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对经营绩效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且回归系数明显减小，这进一步说明，组织凝聚力是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影响经营绩效的重要中间纽带，其中介作用不可替代。

这一研究结论也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此前学界针对企业文化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多聚焦于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中介变量，而针对组织凝聚力的专项中介研究较为匮乏。本次研究明确了组织凝聚力的中介价值，揭示了“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升组织凝聚力→改善经营绩效”的完整作用路径，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证支撑。同时，这一结论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说明中小企业在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时，应重点关注组织凝聚力的培育，通过强化员工协作、培育集体意识，充分发挥组织凝聚力的中介作用，最大化文化建设对经营绩效的提升效果。

六、研究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启示

1. 实践启示

针对中小企业资源有限、文化建设落地难度大的现实困境，本次研究证实了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首先，中小企业在开展文化建设时，应摒弃“追求体系完善”的传统理念，坚持“简约化、低成本、高适配”的核心原则，聚焦核心价值观传递和基础行为规范培育，避免复杂的文化体系构建，降低文化建设的投入成本和落地难度。例如，可结合企业自身业务特点，提炼1-2条核心价值观，制定3-5条简单可执行的行为规范，通过晨会分享、月度表彰等小型文化活动，让文化真正融入日常运营。

其次，中小企业应重视组织凝聚力的培育，充分发挥其在文化建设与经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可通过加强员工沟通、完善协作机制、培育集体荣誉感等方式，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协作意愿，增强组织凝聚力，进而推动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企业应注重文化建设的长效性，在干预结束后，持续延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将文化理念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确保文化建设对经营绩效的持续支撑。

最后，中小企业在开展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时，可借鉴本次研究的干预模式，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灵活调整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确保文化建设与企业实际高度适配。例如，制造类中小企业可侧重协作规范和责任意识的培育，服务类中小企业可侧重客户导向和服务意识的培育，提升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理论启示

本次研究丰富了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填补了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实证干预研究的空白，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首先，本次研究明确了轻量化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实施路径，进一步完善了轻量化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框架。其次，本次研究验证了组织凝聚力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完善了企业文化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拓展了中介效应研究的应用场景。最后，本次研究采用实证干预的方法，通过随机分组、前后测对比等方式，确保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设计思路。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次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次研究选取的32家中小企业涵盖行业较为有限，且主要集中于中小型规模（员工人数50-200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后续研究可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涵盖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中小企业，提升研究结论的通用性。其次，在研究周期方面，本次研究的干预周期为3个月，后续跟踪周期也仅为3个月，未能对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期效果进行更深入的跟踪研究。后续研究可延长研究周期，对企业经营绩效和组织凝聚力进行长期跟踪，进一步验证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效性。

再次，在研究变量方面，本次研究仅验证了组织凝聚力这一个中介变量的作用，而企业文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可能还会通过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等其他中介变量实现，后续研究可引入多个中介变量，构建更全面的作用机制模型，深入探讨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影响经营绩效的多重路径。最后，在干预方式方面，本次研究采用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干预方式较为统一，后续研究可结合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干预方案，探索更具针对性的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精准的实践指导。

总体而言，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适配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新型文化建设模式，在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推广前景。后续研究可针对本次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围，为中小企业轻量化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助力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