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旅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激活居民文旅消费潜力、畅通旅游收入传导链条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旅游收入的带动作用。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文旅消费增长，其影响在城镇家庭、高收入家庭中更为突出，即农村及低收入家庭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从机制分析看，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提升支付便利性两条路径，间接带动旅游收入增长。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文旅资源富集地区的激励作用更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文旅消费的边际促进效应大于高收入家庭，体现了“普惠”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文旅消费；旅游收入；传导机制；CFPS 数据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文旅消费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拉动内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达60.7亿，国内旅游收入5.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8%和17.9%，文旅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但与此同时，居民文旅消费仍面临流动性约束、支付不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也影响了旅游收入的稳定增长。

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凭借覆盖广、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为破解文旅消费痛点提供了新路径。数字支付、消费信贷、文旅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有效降低了居民文旅消费的门槛，拓宽了消费场景，进而可能带动旅游收入提升。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能因城乡、区域、收入群体间的数字素养差异，形成新的消费鸿沟，影响文旅消费的均衡发展。因此，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文旅消费与旅游收入之间的传导机制，对于激活文旅消费潜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问题与思路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整体消费的影响，针对文旅消费这一细分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旅游收入传导机制的分析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核心问题：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促进居民文旅消费增长？其通过何种路径传导至旅游收入？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基于 CFPS 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传导机制，并从城乡、区域、收入水平三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针对文旅消费及旅游收入传导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一方面，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易行健和周利（2018）指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显著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郭继辉和王泽荣（202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也可能催生部分群体的过度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在文旅消费相关研究中，马丽君等（2024）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降低消费不确定性，推动家庭旅游消费增长；潘海岚等（2024）基于 CFPS 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潜力的激发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此外，关于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于文旅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鲜有文献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切入，分析其通过文旅消费传导至旅游收入的内在逻辑。同时，现有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文旅消费领域的“数字鸿沟”问题关注不足，针对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分析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文旅消费与旅游收入的传导机制，补充相关研究空白。

（二）理论假说

基于消费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特性，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文旅消费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支付方式、提供消费信贷、完善保险服务等，降低居民文旅消费的交易成本与流动性约束，提升消费意愿与能力，进而推动文旅消费规模扩大。

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提升支付便利性两条路径，间接带动旅游收入增长。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消费信贷产品，可缓解居民当期资金压力，释放文旅消费需求，进而增加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便捷的数字支付方式能够优化消费体验，提高文旅消费的便利性与及时性，促进旅游收入提升。

假说3：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对城镇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高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低收入家庭因数字素养、金融可得性等方面的差异，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强，体现普惠属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lnTouri_ct = α0 + α1lnDigi_ct + α2Per_ct + α3Home_ct + α4Pro_ct + δt + μ_ct （1）

其中，α0为常数项，μ_ct为随机扰动项；c 代表家庭，t 代表年份；lnTouri_ct表示 c 家庭 t 年的文旅消费支出对数，衡量居民文旅消费水平；lnDigi_ct表示 c 家庭所在省份 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Per_ct）、家庭特征变量（Home_ct）、地区特征变量（Pro_ct），δt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检验传导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Med_ct = β0 + β1lnDigi_ct + β2Per_ct + β3Home_ct + β4Pro_ct + δt + μ_ct （2）

lnTouri_ct = γ0 + γ1lnDigi_ct + γ2Med_ct + γ3Per_ct + γ4Home_ct + γ5Pro_ct + δt + μ_ct （3）

其中，Med_ct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流动性约束（用家庭信贷可得性衡量）与支付便利性（用家庭数字支付使用率衡量）；若β1、γ2均显著，且γ1相较于基准模型中的α1有所下降，则存在中介效应。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居民文旅消费。选取 CFPS 数据中家庭年度文旅消费支出（包括旅游、文化娱乐等相关支出）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居民文旅消费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文旅消费的影响存在滞后性，选取滞后一期的指数进行回归，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3. 中介变量：（1）流动性约束，用家庭是否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是=1，否=0）衡量；（2）支付便利性，用家庭是否使用数字支付（微信、支付宝等）进行文旅消费（是=1，否=0）衡量。

4.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选取三类控制变量：（1）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家庭总资产、户口性质；（3）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地区人均 GDP、地区文旅资源禀赋（用 A 级景区数量衡量）、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2018年、2020年、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数据涵盖家庭消费、收入、资产、户主特征等详细信息，能够全面反映居民文旅消费现状；二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2019年、2021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滞后一期数据用于实证分析。同时，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

对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剔除缺失值、异常值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1247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3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假说1。列（2）-（4）逐步加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有所下降，说明控制变量的加入有效缓解了遗漏变量偏差。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1%，居民文旅消费支出平均提升0.872%，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文旅消费增长。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传导机制检验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文旅消费进而带动旅游收入的传导机制，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3）检验流动性约束的中介作用，列（4）-（6）检验支付便利性的中介作用。

从流动性约束的中介效应来看，列（2）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系数为0.2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列（3）显示，加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系数从0.872下降至0.658，且流动性约束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性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旅消费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促进文旅消费增长，进而带动旅游收入提升。

从支付便利性的中介效应来看，列（5）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支付便利性的影响系数为0.3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数字支付使用率；列（6）显示，加入支付便利性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系数从0.872下降至0.596，且支付便利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支付便利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旅消费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优化文旅消费体验，促进消费增长，进而带动旅游收入提升。综上，假说2得到验证。

（三）异质性分析

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城乡、区域、收入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1. 城乡异质性：列（1）-（2）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文旅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987，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系数为0.712，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文旅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家庭数字素养更高、金融可得性更强，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接受度更高；而农村家庭受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知识储备等因素限制，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

2. 区域异质性：列（3）-（5）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家庭文旅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023，中部地区为0.856，西部地区为0.698，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与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文旅资源更丰富、居民收入水平更高密切相关，而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建滞后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3. 收入异质性：列（6）-（8）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文旅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956、0.872、0.789，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的边际促进效应最强，这是因为低收入家庭面临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信贷、支付等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其消费限制，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充分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属性。综上，假说3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替换总指数进行回归；二是缩尾处理，对文旅消费支出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剔除极端值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列（1）-（3）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居民文旅消费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列（4）显示，缩尾处理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旅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可靠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CFPS 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文旅消费与旅游收入之间的传导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文旅消费增长，进而带动旅游收入提升，且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提升支付便利性两条路径，间接促进文旅消费增长，最终带动旅游收入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东部地区家庭的文旅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存在一定的城乡、区域“数字鸿沟”；但对低收入家庭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属性。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激活居民文旅消费潜力，促进旅游收入稳定增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强化文旅消费赋能作用。金融机构应针对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推出个性化消费信贷、文旅保险、数字支付等产品，降低居民文旅消费门槛；优化数字支付环境，提升支付便利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加大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数字鸿沟。

第二，聚焦重点群体，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针对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等群体，开展数字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提升其数字素养与金融可得性；推出低门槛、低风险的数字金融产品，缓解其流动性约束，释放潜在文旅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

第三，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优化文旅消费环境。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合各地区文旅资源禀赋，打造“数字普惠金融+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旅游收入均衡增长。

第四，加强监管与风险防控，保障文旅消费安全。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规范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行为，防范过度信贷、信息泄露等风险；加强文旅消费市场监管，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文旅消费信心，推动文旅产业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2] 郭继辉,王泽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2(04):22-31.

[3] 马丽君,等.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机制及效应[J].地理科学进展,2024(10):1562-1574.

[4] 潘海岚,康思.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潜力——基于 CFPS 的经验证据[J].金融观察,2024(12):45-58.

[5]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04):1557-1580.

[6] 薛莹,胡坚.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J].改革,2020(03):53-62.

[7] 万佳彧,周勤,肖义.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经济评论,2020(01):71-83.

[8] 颜建军,冯君怡.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21,37(02):79-88.

[9] 王勋,王雪.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风险平滑：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2,22(05):1679-1698.

[10] 吴雨,李晓,李洁,周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J].管理世界,2021,37(07):92-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