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及对应省份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支出压力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压效应。研究表明：（1）教育支出负担率显著抑制了家庭发展型消费（文教娱乐、旅游），对生存型消费（食品、住房）则呈现刚性支撑；（2）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压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中低收入家庭的发展型消费被挤出程度高于高收入家庭，而生存型消费的挤出则相反；（3）城镇家庭的教育支出对旅游消费的挤出效应强于农村家庭。本文揭示了教育投资刚性增长背景下家庭消费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为扩大内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

关键词：教育支出；家庭消费结构；挤压效应；CFPS；实证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教育支出呈现持续攀升态势。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超过5.7万亿元，占GDP比重连续多年超过4%。与此同时，家庭教育负担日益沉重，“鸡娃”“教育内卷”等现象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预期转弱的背景下，教育支出的刚性增长对家庭其他消费项目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202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推动教育减负与消费扩容并举。“双减”政策持续深化，校外培训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家庭教育支出的结构性压力依然存在。从宏观层面看，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约5.3%，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速达8.7%，明显高于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增速。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是否挤压了家庭在旅游、休闲、品质生活等方面的消费空间？这种挤压效应在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区域家庭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家庭消费行为、评估扩大内需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消费关系的研究已形成若干重要成果。梁晓青（2025）基于CFPS2014数据发现，当教育投资意愿与投资能力出现错位时，父母会依次降低家庭的日常消费、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来满足子女教育支出。在消费结构层面，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日常消费挤出效应较高，而对于其边际消费挤出效应较低。这些研究为理解教育支出的消费挤出效应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对消费结构内部不同类别的差异化影响、教育支出挤压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尚需进一步深化。

本文基于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及对应省份宏观数据，实证考察教育支出压力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压效应。研究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家庭消费细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揭示教育支出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差异化影响；第二，分析教育支出挤压效应的收入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第三，从消费结构视角切入，丰富教育支出与家庭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支出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研究

关于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挤占了家庭即期消费空间。梁晓青（2025）的研究表明，父母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支出越多；当教育支出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时，家庭会通过压缩其他消费来优先保障教育投入。郑妍妍等（2013）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城镇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负相关，表明子女教育负担对家庭文娱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另一种观点强调教育支出的长期消费促进效应。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长期内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刘铠豪、刘渝琳（2014）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上升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两类观点分歧的背后，折射出教育支出影响消费的阶段性、结构性特征——短期挤出与长期促进可能并存，且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二）消费结构研究的新近进展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家庭消费的内部结构调整。在旅游消费领域，少儿抚养比与家庭旅游消费的研究表明，0-14岁少儿占比增加总体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但0-5岁少儿占比对旅游消费具有抑制作用，6-14岁少儿占比则具有促进作用。在消费分层视角下，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挤出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些研究提示，教育支出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非单向度的“整体挤压”，而是呈现出类别分化与阶层差异。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教育支出负担率对家庭发展型消费（文教娱乐、旅游）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H2：教育支出负担率对家庭生存型消费（食品、住房）的挤出效应较弱，甚至呈现刚性特征。

H3：教育支出的消费挤出效应存在收入阶层差异，中低收入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更易被挤出。

H4：教育支出的消费挤出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挤出效应强于农村家庭。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微观数据及对应省份宏观变量。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数据清洗过程如下：首先，从家庭经济库、成人库和少儿库中提取所需变量；其次，将户主认定为家庭经济问卷中的“财务回答人”，根据户主编码匹配户主特征；再次，合并家庭、少儿、成人及省份层面数据；最后，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及收入为负的样本，对少量缺失值进行多重插补。最终获得2年共6200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家庭消费结构

本文将家庭消费分为两类：（1）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支出（CFPS问卷编码：qg1101）和住房支出（租房或房贷支出）；（2）发展型消费，包括文教娱乐支出（含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旅游支出（文娱支出中旅游相关项目）。上述指标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2. 核心解释变量：教育支出负担率

借鉴已有研究，将教育支出负担率定义为家庭过去12个月内子女教育总支出（含学费、补习费、书本费等）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该指标衡量教育支出对家庭资源的占用程度。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三个层面：（1）户主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就业状态；（2）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少儿抚养比（0-14岁子女数/家庭总人口）、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人数/家庭总人口）、家庭存款、家庭净资产、城乡类型；（3）省份特征：省份人均GDP、省份人口规模。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鉴于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0+1_+2+++Yit=β0+β1edu_burdenit+β2Xit+μp+λt+εit

其中，Yit为家庭i在t年的消费支出（总消费、生存型消费或发展型消费）；_edu_burdenit为教育支出负担率，为核心解释变量；Xit为控制变量向量；μp为省份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标准误聚类到家庭层面。

为检验异质性效应，分别按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和城乡类型进行分组回归。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教育支出负担率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1）教育支出负担率对家庭总消费的估计系数为-0.342，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支出负担每提高1个百分点，家庭总消费支出约下降0.34%；（2）教育支出负担率对生存型消费的估计系数为-0.126，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家庭在面临教育支出压力时倾向于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需求；（3）教育支出负担率对发展型消费的估计系数为-1.24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支出对文教娱乐、旅游等发展型消费具有强烈的挤出效应。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少儿抚养比与发展型消费显著正相关，这与师永强等（2022）关于少儿抚养比抑制旅游消费的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少儿抚养比反映子女数量，而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教育投入强度——子女数量多未必意味着单位教育支出压力大，但教育支出负担率直接衡量了资源挤占程度。

（二）异质性分析

1. 收入阶层差异

按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中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收入阶层异质性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对发展型消费的挤出效应（-1.568）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0.786），且在1%水平上显著；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对生存型消费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发现与梁晓青（2025）的结论一致——相对于高收入阶层，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日常消费挤出效应较高，而对于边际消费（发展型消费）挤出效应较低-1。原因在于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弹性较低，教育支出挤压的主要是“可有可无”的发展型消费；高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同样挤压发展型消费，但挤压程度相对较小。假设H3得到验证。

2. 城乡差异

城乡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城乡异质性回归结果

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对发展型消费的挤出效应（-1.435）强于农村家庭（-0.974），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家庭教育投入强度更高，课外培训、兴趣班等支出占比更大，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用更为集中；同时城镇家庭面临更高的住房、交通等生存型支出压力，教育支出对文娱旅游等发展型消费的“双重挤压”更为突出。假设H4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替代“占家庭纯收入比重”；（2）使用Tobit模型处理消费支出为零的样本；（3）剔除极端值（教育支出负担率高于0.5的样本）。上述检验结果与基准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CFPS2016、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支出压力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压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教育支出负担率显著抑制了家庭发展型消费（文教娱乐、旅游），但对生存型消费（食品、住房）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家庭在教育支出压力下倾向于“保基本、压升级”的消费调整策略。

第二，教育支出的消费挤压效应存在显著的收入阶层差异。中低收入家庭的发展型消费被挤出程度高于高收入家庭，反映出中低收入家庭在面对教育支出压力时消费结构调整空间更为有限。

第三，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对发展型消费的挤出效应强于农村家庭，可能与城镇家庭教育投入强度更大、支出结构更多元有关。

（二）政策启示

上述发现对扩大内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教育减负政策应持续深化。当前家庭教育支出对发展型消费的挤出效应表明，过重的教育负担不仅影响家庭福利，也制约了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中亲子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比重超六成，说明家庭旅游消费潜力巨大，但释放这一潜力需要切实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第二，教育支出的消费挤压效应存在明显的“脆弱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政策设计应关注教育支出的累退性特征，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完善教育资助体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

第三，从扩大内需视角看，释放家庭消费潜力需要“教育减负”与“消费扩容”协同发力。在暑期文旅市场中，“亲子研学”“深度体验”等消费新趋势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成为消费转型方向，这提示政策应引导教育资源向公共文化服务、研学旅行等领域延伸，将教育需求转化为消费增长动能。

（三）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数据年份较早（2016、2018），未能捕捉近年来“双减”政策实施后家庭教育支出结构的变化；第二，消费分类相对粗略，未能进一步区分教育支出内部（校内教育vs.校外培训）对消费结构的差异化影响；第三，未充分处理教育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续研究可采用工具变量法（如以学区房价格、当地培训机构密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因果识别。

参考文献

[1] 梁晓青. 被托举的教育：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5. 

[2] 刘铠豪，刘渝琳. 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解释[J]. 劳动经济研究，2014，2（02）：83-111.

[3] 郑妍妍，李磊，刘斌. “少子化”“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2013（06）：19-29.

[4] 师永强，耿巍，岳娜. 新发展格局下人口结构特征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J]. 商业经济研究，2022（03）：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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