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事件频发，暴露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诸多缺陷。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直接影响财务风险的防控能力。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企业在内控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内控对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是否真正有效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2020年的财务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风险水平的影響。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其财务风险水平越低。进一步分组回归显示，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大型企业。研究结论为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升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 内部控制；财务风险；上市公司；产权性质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等风险事件频频发生。2020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影响，部分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而陷入经营危机，甚至出现破产退市的情况。这些事件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反映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在风险防控方面的薄弱环节。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防线，其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企业识别、评估和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

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层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忽视风险控制，甚至做出损害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内部控制制度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旨在通过权责分配、流程规范、监督制衡等机制，保障企业资产安全、财务报告真实、经营管理合规。然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起步较晚，尽管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08年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又发布了配套指引，但实际执行效果参差不齐。

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上市公司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两类企业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监管约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多，管理层任命和考核具有行政色彩；非国有企业则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更为敏感。此外，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资源禀赋、管理能力、信息透明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因此，有必要分样本考察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影响，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意义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并区分产权性质和规模差异进行分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第一，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从财务报告质量、盈余管理、审计定价等角度考察内部控制的作用，本文聚焦财务风险防控，拓展了研究视野。第二，揭示了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之间关系的情境依赖性，发现产权性质和规模差异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理解内控有效性边界条件提供了新证据。第三，对委托代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有助于推动相关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在现实意义方面：第一，为监管部门评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效果提供了经验依据，有助于识别当前内控建设的薄弱环节。第二，为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供方向指引，不同类型企业可结合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内控建设。第三，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参考，投资者可通过关注目标公司的内控质量评估其财务风险水平，优化投资组合。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已有成果，明确研究空白和本文切入点。其次，运用实证分析法检验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具体包括：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整体把握样本特征；运用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变量间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检验内控质量对财务风险的影响；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产权性质和规模的调节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部控制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个方面。本文研究的内部控制质量，是指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通常通过内控指数、内控缺陷披露等指标加以衡量。

财务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筹资、投资、资金运营、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中，因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实际财务结果偏离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最终可能表现为偿债能力不足、盈利能力下降、资金链断裂等问题。狭义财务风险通常专指偿债风险，即企业因负债经营而无法按期还本付息的风险。本文采用广义财务风险概念，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等多维度综合衡量企业财务风险水平。

（二）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关系的研究

关于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内部控制通过以下机制防控财务风险：一是通过规范的授权审批和职责分离制度防止舞弊和错误；二是通过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因素；三是通过控制活动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四是通过信息与沟通机制保障风险信息的及时传递；五是通过监督机制对内控有效性进行持续评价和改进。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研究支持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部分学者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其财务风险水平越低，具体表现为偿债能力更强、资产周转更快、盈利波动更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财务风险防控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在民营企业中，由于缺乏政府信用背书和资源支持，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小企业中，由于管理资源有限，内控建设相对薄弱，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有待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内部控制并非万能，过度强调控制可能导致管理僵化，增加运营成本，反而对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应在风险防控与效率提升之间寻求平衡，设计适应自身特点的内部控制体系。

（三）文献评述

综合已有文献，学界对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的关系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即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财务风险。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研究未区分企业类型，假设内控的防控效果具有普遍性，忽略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差异；第二，财务风险的度量方式较为单一，多采用单一财务指标而非综合指标；第三，对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关注不足。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使用综合财务风险指标衡量企业风险水平，而非单一指标；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分组回归，揭示内控防控效果的情境差异；选取最新五年的数据，增强研究结论的时效性。

三、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一）理论分析

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企业规模扩大、业务复杂化后，所有者（股东）往往缺乏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直接管理企业，于是聘请职业经理人代为经营，由此产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分离的好处是能够实现专业化管理，提升经营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企业管理层直接参与日常经营，掌握第一手信息，而股东只能通过财务报告等间接渠道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信息获取存在时滞和失真。在利益方面，股东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管理层可能更关注自身薪酬、在职消费、职业声誉等个人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管理层可能做出偏离股东利益的决策，如为了获取短期业绩奖励而过度承担风险，或者为了规避风险而放弃有潜力的投资项目。

内部控制正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建立规范的决策程序、明确的职责分工、有效的监督机制，内部控制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促使管理层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企业整体利益。对于财务风险而言，内部控制通过设置风险预警指标、规定投资审批权限、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等，能够在风险发生前进行预防、在风险发生时进行控制、在风险发生后进行补救。

2. 风险管理理论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经历了从保险管理到财务风险管理，再到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历程。COSO委员会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风险管理定义为董事会、管理层及其他人员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全过程，旨在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将风险控制在风险容量之内，为达成企业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内部控制侧重于通过制度和流程对风险进行控制，而风险管理还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更为广泛的内容。在实践中，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抓手，没有健全的内控体系，风险管理就无从谈起。对于财务风险而言，内部控制通过预算管理控制资金支出，通过信用管理控制应收账款风险，通过存货管理控制资产积压风险，通过筹融资管理控制债务风险。

（二）假设提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意味着企业拥有规范的决策程序、严格的授权审批、完善的监督机制，能够在事前预防风险、事中发现风险、事后化解风险。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财务风险水平越低。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激励约束、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受到更多政府干预，管理层往往由行政部门任命，考核指标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责任，且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项目获取等方面享有政策优势，融资约束较小，财务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融资渠道相对有限，一旦发生财务风险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对内部控制的依赖程度更高，内控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更为显著。据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国有企业。

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管理资源、信息透明度、规模效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更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信息透明度较高，受到的外部监管也更严格；中小企业管理资源有限，内控建设相对薄弱，且经营灵活性较高，可能导致风险防控的效果不如大型企业。据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大型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中小企业。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6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选择2016年作为起点，是因为该年度之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要求趋于稳定，数据可得性较好。样本筛选标准如下：（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其财务结构具有特殊性；（2）剔除ST、*ST公司，因其财务状况异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216个，涉及上市公司1872家。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中内部控制质量数据来自迪博内控指数，财务数据和其他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Excel和Stata15软件。

（二）变量定义

1. 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使用迪博（DIB）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该指数基于内部控制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综合计算得出，取值范围为0—1000，数值越大表示内控质量越高。为便于回归分析，本文将内控指数除以100进行处理，记为IC。

2. 财务风险

本文使用Altman的Z-score模型衡量企业财务风险水平，该模型综合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资本结构，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财务风险状况。计算公式为：

Z = 1.2×（营运资本/总资产） + 1.4×（留存收益/总资产） + 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 + 0.6×（权益市场价值/负债账面价值） + 1.0×（营业收入/总资产）

其中，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Z值越大，表示财务风险越低；Z值越小，表示财务风险越高。为便于理解，本文对Z值取倒数并乘以100，得到财务风险指标FR，FR值越大表示财务风险越高。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公司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2）资产负债率（Lev），用总负债/总资产衡量；（3）盈利能力（ROA），用净利润/总资产衡量；（4）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5）董事会规模（Board），用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衡量；（6）独立董事比例（Indep），用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衡量；（7）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取1，否则取0；（8）产权性质（SOE），国有企业取1，非国有企业取0。同时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1，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FRi,t = α0 + α1 ICi,t + α2 Sizei,t + α3 Levi,t + α4 ROAi,t + α5 Growthi,t + α6 Boardi,t + α7 Indepi,t + α8 Duali,t + α9 SOEi,t + ∑Year + ∑Industry + εi,t

若模型中的系数α1显著为负，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

为检验假设2和假设3，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按产权性质和规模进行分组回归，比较不同组别中IC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差异。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务风险指标FR的均值为3.245，标准差为1.876，最小值为0.528，最大值为9.14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财务风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质量指标IC的均值为6.421，标准差为1.235，最小值为2.135，最大值为9.476，表明样本公司内控质量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布较为分散，部分企业内控质量较低。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22.146，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28，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0.037，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352，说明样本中非国有企业占比约64.8%，国有企业占比约35.2%。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内部控制质量IC与财务风险FR的相关系数为-0.183，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1，即内控质量越高，财务风险越低。公司规模Size与财务风险FR呈负相关，说明大型企业财务风险相对较低；资产负债率Lev与财务风险FR呈正相关，说明负债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大；盈利能力ROA与财务风险FR呈负相关，说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财务风险较低。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单变量回归结果，IC的系数为-0.216，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内控质量与财务风险呈负相关。第（2）列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IC的系数为-0.143，仍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从经济意义上看，内部控制质量每提高1个单位，财务风险指标下降约0.143个单位，防控效果较为明显。

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为-0.18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大企业财务风险较低；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324，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负债率是财务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盈利能力ROA的系数为-0.24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盈利是风险防控的基础；产权性质SOE的系数为-0.068，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相对较低。

表3 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分组回归

为检验假设2，本文将样本按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组中，内部控制质量IC的系数为-0.167，在1%水平上显著；在国有企业组中，IC的系数为-0.082，在10%水平上显著。通过系数比较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内控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假设2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享有政府信用背书和资源优势，融资约束较小，面对财务风险时的缓冲空间更大，因此对内控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而非国有企业缺乏这种优势，内控成为其防控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防控效果更为显著。

表4 产权性质分组回归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为检验假设3，本文将样本按公司规模中位数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大型企业组中，内部控制质量IC的系数为-0.158，在1%水平上显著；在中小企业组中，IC的系数为-0.106，在5%水平上显著。大型企业内控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中小企业，假设3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大型企业拥有更充足的资源投入内控建设，管理体系更规范，内控制度执行更到位；中小企业管理资源有限，内控存在人手不足、一人多岗、制度流于形式等问题，导致防控效果打折扣。

表5 企业规模分组回归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并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规模差异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规范决策程序、强化授权审批、完善监督机制等途径，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能力等因素后依然稳健。

第二，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融资约束更紧，对内控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内控的防控效果更为明显。国有企业由于享有政策优势和资源支持，风险缓冲空间较大，对内控的依赖相对较低。

第三，大型企业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的防控效果优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管理制度完善，内控资源充足，制度执行到位；中小企业受制于管理资源有限，内控建设存在短板，防控效果有待加强。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内控信息披露要求，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内控评价过程、发现的缺陷及整改情况，增强内控信息的可比性和有用性。对于内控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应及时采取监管措施，督促其限期整改。

第二，分类指导不同类型企业完善内控建设。国有企业应重点解决内控形式化问题，避免将内控停留在制度层面，切实提高执行力；非国有企业应加大内控资源投入，将内控建设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中小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简化有效的内控模式，不必盲目追求大企业的内控框架，但应确保关键控制点得到有效执行。

第三，建立内控与风险管理相融合的体系。企业应将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经营决策、绩效考核相结合，使内控从“合规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在防控风险的同时兼顾经营效率。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内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内控成本，提高控制效果。

第四，加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协同。完善董事会结构，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履职能力，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为内控有效运行提供治理保障。建立管理层内控责任制度，将内控执行效果纳入高管绩效考核，使内控成为管理层的自觉行为。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依赖现有数据库的评价结果，不同评价体系可能存在差异；第二，财务风险仅使用Z-score模型度量，未采用多模型交叉验证；第三，样本期间为五年，未能考察更长周期内内控效果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内部控制对财务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以及行业特征、区域制度环境等因素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