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G. Hopwood（2007）认为在理想状态下，会计应与财务具有相同的潜力，但这潜力并没有很好地挖掘。从行为财务与行为会计的发展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行为会计尤其需要重视。自80年代，我国的会计学者引进和介绍行为会计至今，行为会计在我国的研究文献中占据的地位仍然较低。焦薇，郝环娜（2006）考察了7中核心期刊创刊到2006年刊出的文章，仅有22篇是关于行为会计的。根据笔者的查阅，2007-2008年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也仅有一篇是有关行为会计的。而这些文献绝大部分都是概念型和介绍型的，鲜有实证型和数量分析型的，跟西方广泛使用实验方法的趋势有巨大的差距。推究起来，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尚落后于国际水平，对于新研究课题和方法还需要一定的接受、消化时间；第二，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国内也确实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开拓，而很多文章无法被杂志接受，一部分是因为编辑们在用旧的标准来衡量新的思想、方法(Anthony G.Hopwood,2007)。也就是说，编辑对行为会计和实验研究方法的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献的“见光度”；第三，行为的特殊性和理论缺乏预测所需的精确性，变量的难以定义和计量以及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韩永斌，2005）也限制了行为会计的发展。

行为会计在中国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度挖掘：1、Anthony G. Hopwood（2007）认为一国的会计研究与该国创新性文化、历史、制度背景、知识传统等息息相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会计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国家文化或是市场参与者观念、习惯等角度研究会计活动中的中国特色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Bernard Wong-On-Wing& Gladie Lui 2007年的研究。2、当前的中国处于改革时期，会计准则和制度也处于变化之中，很多档案式研究会面临数据充分性的问题，而行为会计中的实验方法可以很好避免，比如自1992年开始，我国会计准则不断地变革，档案式数据往往不充分，档案式研究受到限制。实验研究可以针对不同的制度背景开展研究，如在实验中设计不同的制度背景进而对不同阶段的会计制度进行对比或是考察会计制度变迁的影响。3、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完全满足有效市场假说，行为会计可以解释资本市场中的一些“异象”，例如可以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去探究市场中的交易量异象、应计异象等，而在传统的研究领域行为会计则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对于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行为会计可以从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和对信息的解读过程出发，考察市场行为的心理学动机，或者考察管理层在汇总会计信息，编制财务报表中的心理学原因等。4、在研究资本市场中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时，档案式研究无法控制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Nelson &Tan，2005）。中国的资本市场受到政策因素的干扰颇多，利用实验方法可以实现对不相关变量的控制，使研究更加有针对性。5、另外，我国的会计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实验方法可以为准则制定和执行提供事前证据，从而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比如在某项准则颁布之前就开展模拟实验，为准则的实施效果搜集证据，从而为准则的执行、修订或是终止提供支持。我国会计学者可以从各个传统的研究领域出发，寻求与行为科学的契合点开展探索性、创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