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农村电商增收供需错配是制约农民长效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痛点。本文基于供需双向匹配视角，选取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县域层面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增收的空间关联矩阵，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其赋能增收的长效机制与空间特征。研究发现：2014-2022年我国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年均增速8.72%，但区域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呈现东部高匹配、中西部低匹配的梯度格局；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电商增收的空间关联强度逐年攀升，形成“核心辐射、圈层扩散”的空间格局，江浙沪、粤港澳为核心赋能节点，持续带动周边县域增收；赋能网络呈现“整体连通、局部集聚”特征，核心县域磁吸效应显著但溢出传导不足，整体为典型“核心-边缘”结构，供需双向适配度是影响长效增收的核心变量。本文为破解县域农村电商增收供需错配、构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长效增收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供需双向匹配；Super-SBM模型；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F724.6；F8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县域农村电商是激活乡村产业动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载体，而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低门槛、广覆盖、高效率的数字化服务优势，有效破解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下沉不足、供需错位、融资约束等痛点，成为赋能县域农村电商规模化、长效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当前，我国县域农村电商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长效增收的关键阶段，但普遍存在供给端金融资源配置不均、电商产业要素短缺，需求端农户经营融资需求多元、增收诉求升级的双向错配问题，严重制约了电商助农增收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因此，基于供需双向匹配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的内在机制与空间特征，对完善农村金融赋能体系、破解供需失衡难题、构建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界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电商与农民增收展开了丰富研究。国外研究聚焦数字金融的普惠价值与电商产业赋能效应，Goldfarb等指出数字化金融服务可降低农村市场信息不对称，优化电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2]；Mols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下沉乡村市场，缓解小微电商主体融资约束，激活农村产业增收活力[3]。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的赋能效应与发展路径，在金融赋能层面，张勋等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优化农村资本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显著推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4]；在供需匹配层面，刁贝娣等提出农村电商长效发展的核心在于金融供给、产业供给与农户增收需求、市场消费需求的精准适配[5]；在增收机制层面，已有研究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完善供应链体系、拓宽销售渠道等路径助力农户增收，但鲜有基于供需双向匹配视角，系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的空间关联机制与网络结构特征[6]。

综上，现有研究多侧重单向赋能效应分析，忽视了县域农村电商金融供给、产业供给与农户增收需求、市场需求的双向匹配逻辑，且缺乏对赋能长效性、空间关联性的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运用修正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的供需匹配机制、空间关联特征与网络结构差异，以期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破解县域电商增收供需错配、构建长效增收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操对策。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Super-SBM模型

本文采用考虑松弛变量、效率值可大于1的Super-SBM模型，精准测算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双向匹配效率，规避传统DEA模型的效率高估问题，精准反映供需两端资源配置与需求适配的真实水平[7]。模型公式如下：

$$\rho^{*}=\min \frac{1-\frac{1}{m}\sum_{i=1}^{m}\frac{s_{i}^{-}}{x_{i0}}}{1+\frac{1}{s}\sum_{r=1}^{s}\frac{s_{r}^{+}}{y_{r0}}}$$

式中：$$\rho^{*}$$ 为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相对效率值，$$x_{i0}$$、$$y_{r0}$$ 分别为投入、产出变量，$$m$$、$$s$$ 分别为投入、产出指标个数，$$s_{i}^{-}$$、$$s_{r}^{+}$$ 分别为投入松弛变量、产出松弛变量。当$$\rho^{*}\geq1$$时，决策单元供需匹配有效，资源配置与增收需求适配度高；当$$\rho^{*}<1$$时，决策单元供需匹配无效，存在供需错配问题。

2. 修正引力模型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增收的空间关联特征，本文修正传统引力模型，融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县域电商增收效率、供需匹配度与时空距离因素，构建省域空间关联矩阵，精准刻画各省份县域间的赋能关联强度[8]，修正公式如下：

$$F_{ij}=K\frac{DFI_{i}\times E_{j}}{D_{ij}^{2}}\times M_{ij}$$

式中：$$F_{ij}$$ 为i省份对j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电商增收赋能关联强度；$$DFI_{i}$$ 为i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E_{j}$$ 为j省份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D_{ij}$$ 为i、j省份综合距离，由地理驾车距离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比值表征；$$M_{ij}$$ 为两省县域电商供需匹配协同度；K为引力常数，取值为1。

本文采用“行阈值法”构建空间二值矩阵，以每行引力均值为阈值，若$$F_{ij}$$大于行均值则赋值为1，表明两省县域间存在显著赋能空间关联；否则赋值为0，无显著空间关联。

3. 社会网络分析法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网络、个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三个维度，系统剖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9]。

（1）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选取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四项核心指标，衡量全国赋能网络的整体连通性、稳定性与均衡性。网络密度越高，表明省域间赋能关联越紧密；网络关联度为1表明网络无孤立节点，整体连通性良好；网络等级度越低、网络效率越高，表明网络结构越均衡、协同增收能力越强。

（2）个体网络中心性分析

选取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刻画各省份县域赋能网络的节点地位[10]。点度中心度反映节点关联广度，数值越高关联省份越多；接近中心度反映节点关联便捷度，数值越高供需适配与赋能传导效率越高；中间中心度反映节点中介能力，数值越高越能发挥资源整合、辐射带动的桥梁作用。

（3）核心-边缘模型

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划分网络核心区与边缘区节点，精准识别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增收的核心引领省份与滞后省份，剖析供需匹配差异导致的网络层级分化特征[11]。

（二）指标选取

本文基于供需双向匹配视角构建指标体系，从金融供给、产业供给、增收需求、市场需求四个维度选取投入产出指标，精准测算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与赋能增收水平，具体指标设定如下：

1. 供给端投入指标（金融供给+产业供给）：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信贷、支付、保险等维度）、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农村电商产业园数量、农村物流网点覆盖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县域电商从业人员规模。

2. 需求端产出指标（增收需求+市场需求）：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电商交易额、农产品线上销售额、电商带动农户就业人数、农产品线上市场渗透率。

3. 控制变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业机械化水平、政府支农力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县域层面平衡面板数据，核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商务部农村电商发展监测数据库。针对部分省份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与趋势预测法补齐，最终得到279组有效观测数据，保证数据真实性与连续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时序特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2014-2022年全国31省份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双向匹配效率，整体结果显示：2014-2022年全国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均值由0.582提升至0.956，年均增速8.72%，整体呈持续稳步上升态势，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农村电商产业供给与农户增收需求、市场消费需求的适配度持续提升，电商助农增收的供需基础不断夯实。从阶段性特征来看，2014-2017年为低速增长期，效率均值维持在0.58-0.72区间，供需错配问题较为突出；2018-2020年为快速提升期，数字普惠金融全面下沉县域市场，供需匹配效率快速攀升；2021-2022年为提质优化期，效率趋于稳定，供需双向适配格局基本形成。

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省份供需匹配效率均值为0.912，显著高于全国均值，江浙沪、广东、山东等省份效率常年大于1，实现完全供需匹配；中部省份均值为0.745，处于中等适配水平，供需小幅错配；西部、东北省份均值分别为0.613、0.598，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成为制约长效增收的主要瓶颈。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梯度分布格局。

表1 2014-202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匹配效率均值

（二）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增收空间关联强度分析

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测算2014-2022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增收的空间关联强度，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关联强度划分为弱、较弱、较强、强四个等级，剖析空间关联格局特征。

整体来看，2014-2022年全国省域赋能关联强度均值由0.213提升至0.689，整体增幅223.47%，空间联动赋能效应持续增强。从空间格局来看，呈现显著的“东强西弱、核心集聚、圈层扩散”特征。江浙沪、广东、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为核心赋能圈层，省域间关联强度常年处于高位，形成紧密的赋能协同网络；中部省份为过渡圈层，依托东部核心节点辐射，关联强度稳步提升；西部、东北省份为边缘圈层，空间关联松散，跨区域赋能传导不足。

从时序演化来看，2014年赋能关联仅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省份，区域联动性极差；2018年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县域全覆盖推进，中部省份逐步融入赋能网络，跨区域供需匹配与增收联动格局初步形成；2022年基本形成“核心引领、中部承接、全域联动”的赋能空间体系，但东西部关联强度差距仍较为显著。

表2 典型年份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增收空间关联强度省份分布

（三）赋能增收空间网络整体特征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2014-2022年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网络的整体指标，剖析网络结构时序演化特征。

1. 网络密度与关联关系

2014-2022年全国赋能网络密度由0.192攀升至0.415，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省域间数字普惠金融供需匹配、电商增收联动的紧密程度大幅提升。网络关联数由168组增长至297组，年均增长7.86%，表明越来越多省份融入全域赋能增收网络，跨区域资源整合、供需适配、协同增收的格局持续完善。但整体网络密度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省域间赋能联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 网络关联度、等级度与效率

研究期内网络关联度始终维持1.0，表明赋能网络无孤立节点，全国各省份县域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跨区域赋能、供需匹配传导效应普遍存在。网络等级度由0.482下降至0.217，网络层级分化程度持续降低，核心省份与边缘省份的赋能差距逐步缩小，网络均衡性显著提升。网络效率由0.625提升至0.873，网络冗余关系持续减少，供需匹配与赋能增收的传导效率持续优化，长效增收的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

表3 2014-2022年赋能增收整体网络结构指标

（四）赋能增收个体网络中心性分析

选取2014年、2022年两个关键年份，测算各省份节点中心性指标，识别网络核心节点与边缘节点，剖析供需匹配差异下的个体赋能特征。

1. 点度中心度

2022年江浙沪、广东、山东点度中心度均高于80，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36，这类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供给充足、电商产业体系完善、供需匹配度高，与其他省份的增收联动、资源对接频繁，是网络核心节点，具备极强的辐射带动能力。西部、东北省份点度中心度普遍低于30，节点关联能力薄弱，供需双向错配制约了跨区域赋能联动。从点入度与点出度来看，核心省份点入度远高于边缘省份，磁吸效应显著，集聚了全国优质的金融资源与电商产业资源；各省份点出度差异较小，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溢出效应具有全域普遍性，但边缘省份溢出承接能力不足。

2. 接近中心度

核心省份接近中心度高于85，处于绝对优势，能够快速实现金融供给、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农户增收需求的精准匹配，赋能增收效率极高。中西部、东北省份接近中心度集中在45-65区间，供需适配传导路径较长，增收时效性与长效性不足，是制约全域协同增收的关键短板。

3. 中间中心度

上海、江苏、广东中间中心度分别为23.57、21.82、19.64，稳居全国前三，在赋能网络中承担资源整合、供需对接、跨区域传导的桥梁中介作用，是长效增收机制运行的核心枢纽。多数中西部省份中间中心度趋近于0，中介传导能力缺失，极易陷入网络边缘化困境。

表4 典型年份各省份赋能网络中心性核心指标

（五）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通过核心-边缘模型测算可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网络呈现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供需双向匹配差异是层级分化的核心诱因。

从时空演化来看，2014年核心区仅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广东4个省份，核心集聚度低、辐射范围有限；2022年核心区扩容至12个省份，新增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福建等中东部省份，核心赋能圈层持续扩大，供需匹配优质区域逐步向中部延伸。边缘区由27个缩减至19个，西部、东北多数省份逐步摆脱绝对边缘化地位，但供需错配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从密度矩阵来看，核心区内部网络密度由2014年0.386提升至2022年0.593，核心省份间供需匹配、资源共享、增收协同的联动性极强；核心区与边缘区密度由0.125提升至0.287，跨圈层赋能传导效应有所增强，但联动水平仍偏低；边缘区内部密度始终低于0.15，边缘省份间缺乏有效联动，供需双向失衡导致自主增收、协同增收能力薄弱。

表5 核心-边缘区域网络密度矩阵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供需双向匹配视角，以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县域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Super-SBM模型、修正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的机制与空间网络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县域农村电商供需双向匹配效率整体稳步提升，区域异质性显著。2014-2022年全国供需匹配效率年均增速8.72%，数字普惠金融供给、电商产业供给与农户增收、市场需求的适配度持续优化，但整体呈现东部高匹配、中部中适配、西部东北低错配的梯度格局，中西部、东北地区供需失衡是制约长效增收的核心短板。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增收的空间关联强度持续攀升，空间格局逐步优化。全国省域赋能联动效应显著增强，形成东部核心集聚、中部过渡承接、西部东北边缘分散的空间结构，核心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凸显，但跨区域供需匹配与赋能传导仍存在壁垒。

第三，赋能增收网络整体连通性持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网络密度、关联数、网络效率逐年上升，等级度持续下降，全域协同增收的网络基础不断夯实，无孤立发展区域，但整体网络紧密程度仍有提升空间。

第四，网络节点层级分化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稳定。江浙沪、广东等东部省份为网络核心节点，磁吸效应与中介传导能力极强，是长效增收的核心引擎；中西部、东北省份多为边缘节点，供需匹配能力薄弱、联动性不足，易陷入增收滞后困境。核心区与边缘区联动不足，供需双向错配导致全域长效增收均衡性不足。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供需双向匹配核心逻辑，为构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机制、破解区域发展失衡难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精准优化供需匹配体系，破解区域错配难题。东部核心区域聚焦提质增效，依托数字金融优势，打造电商助农增收标杆示范区，强化技术、人才、金融资源溢出；中西部、东北地区聚焦补短板，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下沉力度，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供给，对接东部市场需求与产业资源，实现金融供给、产业供给与本地增收需求、市场需求的精准适配，缩小区域供需匹配差距。

2. 强化核心节点辐射带动，完善全域联动增收网络。发挥江浙沪、粤港澳等核心区域的枢纽作用，搭建跨区域数字金融与电商产业协同平台，打通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资源流通、供需对接、赋能传导壁垒；扶持中西部重点县域打造区域次级核心节点，提升边缘区域的资源承接能力与中介传导能力，优化网络层级结构，实现全域协同长效增收。

3. 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适配县域电商增收多元需求。针对县域电商初创主体、小微农户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特点，创新“电商贷”“流水贷”等数字化纯信用金融产品，依托电商平台大数据优化风控模型，降低融资门槛与成本；围绕农产品产销全链条，推出适配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各环节的差异化金融服务，精准匹配电商产业发展与农户长效增收需求。

4. 健全长效协同机制，夯实持续增收基础。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平台支撑、农户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完善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与电商服务体系，强化数据要素赋能作用，推动金融资源、产业资源与市场需求、农户增收需求的动态精准匹配；弱化网络层级分化，提升全域网络联动效率，构建可持续、可复制的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农村电商长效增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