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平台生态嵌入通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与完善治理机制设计间接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调节效应表明，平台生态成熟度、企业数字化水平、行业竞争强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对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作用均表现出显著的放大性调节效应。本文拓展了平台生态与企业跨界经营的理论关联，深化了对企业跨界经营风险生成与治理机理的理解，并为企业依托平台生态防范跨界经营风险、提升经营稳定性提供了实证支持与管理参考。

关键词：平台生态；跨界经营；管理风险；资源整合；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3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边界持续模糊，跨界经营已成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拓展市场空间、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平台生态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凭借其资源聚合、网络协同、价值共创的优势，为企业跨界经营提供了全新的支撑场景[3]。不同于传统单一领域经营模式，平台生态视角下的企业跨界经营，依托平台的网络效应与资源优势，打破行业壁垒，实现跨产业、跨领域的资源重组与价值创造，但同时也面临着跨界整合不畅、协同效率不足、风险传导加剧等多重挑战。

当前，我国企业跨界经营呈现出规模化扩张、多元化布局的发展态势，但跨界经营失败案例频发，管理风险凸显，主要表现为资源配置失衡、文化冲突加剧、合规风险突出、核心能力稀释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跨界经营的可持续性。平台生态的兴起为企业跨界经营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平台生态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降低企业跨界的资源获取成本；通过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跨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通过技术赋能，提升企业风险识别与防控能力。然而，现实中部分企业在平台生态嵌入过程中，存在嵌入深度不足、资源整合能力薄弱、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平台生态的风险抑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甚至引发新的跨界经营风险。因而，有必要从平台生态视角出发，系统揭示平台生态嵌入影响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内在机理，为企业跨界经营风险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抑制作用及其治理机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突破以往单一关注企业自身因素的研究视角，从平台生态嵌入的视角系统分析其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丰富跨界经营风险治理的研究维度；第二，揭示平台生态嵌入通过资源整合能力与治理机制设计等间接路径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机制，拓展平台生态与企业经营风险的理论关联；第三，考察不同情境下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作用差异，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治理策略，为企业依托平台生态优化跨界经营决策提供实践指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平台生态嵌入为核心的企业跨界经营风险治理分析框架，从而深化企业跨界经营与风险治理的理论体系。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二、研究设计；三、实证结果与分析；四、结论与管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平台生态是由平台企业、参与主体、资源要素及治理规则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特征在于网络协同性、资源聚合性、价值共创性与动态演化性[3]。平台生态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整合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源，形成“平台+生态伙伴”的协同发展模式，为企业提供资源、技术、渠道等多方面的支撑[4]。学界在平台生态的研究中，已形成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如从平台架构、生态伙伴、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构建平台生态评价体系[5]，或从资源整合、技术赋能、协同创新三个方面分析平台生态的价值创造机制[6]。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平台生态的发展主要受技术创新水平、生态伙伴协同度、治理机制完善性[7]、行业竞争格局[8]、政策环境[9]以及企业数字化能力[10]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在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研究中，已有文献普遍认为，跨界经营风险是企业在跨行业、跨领域经营过程中，由于环境不确定性、资源不匹配、能力不足等因素引发的经营损失可能性[11,12]。其风险类型主要包括资源整合风险、文化冲突风险、合规风险、核心能力稀释风险等[13]。现有研究从企业自身与外部环境两个层面探讨了跨界经营风险的影响因素：企业层面，包括企业规模、资源储备、核心能力、数字化水平等[14,15]；外部环境层面，包括行业竞争强度、政策法规、市场环境等[16]。在风险治理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资源整合、能力提升、治理机制完善等多种治理路径[17]，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自身的风险治理策略，忽视了平台生态这一重要外部载体的作用。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平台生态与企业跨界经营的关联，认为平台生态能够为企业跨界经营提供资源支撑与风险缓冲[18]。一方面，平台生态的资源聚合效应能够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的资源获取成本，缓解资源约束带来的风险[19]；另一方面，平台生态的协同治理机制能够缓解企业跨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降低协同风险[20]。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缺乏系统的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二是对平台生态嵌入如何通过资源整合、治理机制等路径影响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揭示不足；三是对于不同情境下平台生态嵌入风险抑制效应的差异性研究有限。基于此，本文将从微观层面对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关系进行系统检验，揭示其直接作用与间接机制，并考察不同要素条件下的调节效应，以期拓展平台生态与企业跨界经营风险的理论边界，并为企业跨界经营风险治理提供实证参考。

（二）理论分析

平台生态嵌入是企业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重要外部支撑。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其拥有的异质性资源，而平台生态作为资源聚合的重要载体，能够为嵌入其中的企业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21]；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平台生态通过建立标准化的交易规则与协同机制，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减少风险传导[22]。既有研究表明，平台生态嵌入能够通过资源赋能、技术赋能、治理赋能等多重路径，提升企业跨界经营的稳定性，降低管理风险[23]。具体而言：第一，平台生态的资源聚合效应为企业跨界经营提供资金、技术、渠道等关键资源，缓解资源配置失衡带来的风险；第二，平台生态的技术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与风险识别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并防控跨界经营中的各类风险；第三，平台生态的协同治理机制规范企业跨界经营行为，缓解文化冲突与利益分歧，降低协同风险。因此，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1：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

资源整合能力是企业跨界经营成功的关键，也是平台生态嵌入发挥风险抑制作用的重要中介路径。资源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对获取的内外部资源进行筛选、重组、利用，形成协同效应的能力[24]。一方面，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平台生态汇聚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类资源，为企业跨界经营提供丰富的资源储备，降低资源获取难度；平台生态的网络协同效应促进企业与生态伙伴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平台生态的技术支撑的能够优化企业资源整合流程，降低资源整合成本[25]。另一方面，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通过整合各类资源，缓解企业跨界经营中的资源约束，降低资源整合风险；通过资源协同，提升企业跨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缓解核心能力稀释风险；通过整合生态伙伴资源，缓解文化冲突与协同不畅带来的风险。由此可见，平台生态嵌入通过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间接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2a：平台生态嵌入能够通过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间接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

治理机制设计是平台生态嵌入发挥风险抑制作用的另一重要中介路径，其内涵既包括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也涵盖企业与平台生态伙伴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26]。一方面，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推动企业完善治理机制：平台生态的治理规则对嵌入企业的经营行为形成约束，推动企业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平台生态的协同需求推动企业与生态伙伴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缓解利益冲突[27]。另一方面，完善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能够规范企业跨界经营决策，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能够缓解企业与生态伙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协同风险与合规风险；合理的治理机制能够平衡企业跨界经营中的各类利益关系，减少文化冲突与内耗[28]。因此，平台生态嵌入通过完善企业治理机制设计显著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2b：平台生态嵌入能够通过完善企业治理机制设计显著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同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揭示其作用机制与情境差异。模型设定如下：

1.  基准回归模型：为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直接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核心逻辑为：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平台生态嵌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企业个体固定效应与随机扰动项，以此考察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程度与显著性。

2.  内生性处理模型：考虑到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如风险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嵌入平台生态）和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以平台生态嵌入的工具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得到平台生态嵌入的拟合值；第二阶段以该拟合值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回归检验其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影响，以此缓解内生性问题。

3.  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资源整合能力与治理机制设计的中介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核心逻辑分为两步：第一步，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对中介变量（资源整合能力、治理机制设计）的影响；第二步，将中介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检验平台生态嵌入与中介变量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共同影响，若平台生态嵌入的系数显著下降且仍保持显著，同时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成立。

4.  调节效应模型：为检验调节变量的作用，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平台生态嵌入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核心逻辑为：若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调节变量对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系数为正则表示放大效应，系数为负则表示抑制效应。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

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是企业在跨行业、跨领域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管理风险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企业经营稳定性的下降与经营损失的可能性。结合现有研究[29]，本文构建涵盖资源整合风险、文化冲突风险、合规风险、核心能力稀释风险四大一级指标以及16个二级指标的综合测度体系（见表1）。其中，资源整合风险从资源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利用三个维度衡量；文化冲突风险从价值观差异、管理模式差异、员工认知差异三个维度衡量；合规风险从行业法规合规、政策合规、市场合规三个维度衡量；核心能力稀释风险从核心业务聚焦度、技术投入占比、核心人才留存率三个维度衡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时间覆盖2011—2024年。

2.  解释变量：平台生态嵌入

平台生态嵌入是指企业融入平台生态系统，与平台及生态伙伴建立协同关系、获取生态资源的程度，是衡量企业与平台生态关联紧密性的核心指标。结合研究需求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测度平台生态嵌入水平，从嵌入深度、嵌入广度、嵌入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测度体系，具体计算方式为：平台生态嵌入=嵌入深度×0.4+嵌入广度×0.3+嵌入质量×0.3。其中，嵌入深度用企业与平台生态伙伴的合作年限衡量；嵌入广度用企业合作的平台生态伙伴数量衡量；嵌入质量用企业与平台生态伙伴的合作紧密程度（合作金额占总营收比重）衡量。理论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平台生态嵌入水平越高。

3.  其它变量

为全面揭示作用机制，本文引入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见表2）。中介变量，包括资源整合能力与治理机制设计。前者反映企业对各类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能力，是平台生态嵌入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重要路径；后者衡量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协同治理的完善程度，能够捕捉平台生态嵌入通过制度优化影响风险的间接效应。调节变量，包括平台生态成熟度、企业数字化水平、行业竞争强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平台生态成熟度体现平台生态的资源聚合与治理能力；企业数字化水平反映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防控风险的能力；行业竞争强度体现外部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反映企业内部风险防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用以控制企业自身特征差异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及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选取2011—2024年中国A股上市跨界经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经过筛选最终得到528个观测样本。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总体情况看，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样本均值为0.523，标准差为0.186，最小值仅为0.157，最大值达到0.892，中位值为0.518，表明不同企业间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存在较大差异，且分布相对均匀，部分企业风险防控能力较强，而部分企业风险水平较高。在平台生态嵌入方面，样本均值为0.412，标准差为0.153，分布区间为0.089至0.786，中位值为0.407。整体上各企业平台生态嵌入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极值显示部分企业深度融入平台生态，而部分企业嵌入程度较低。

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的均值为22.356，标准差为1.892，表明样本覆盖了不同规模的跨界经营企业；企业年龄的均值为16.890，标准差为7.562，说明样本企业经营年限差异较大，既有成熟企业也有新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487，标准差为0.165，整体处于合理区间，但部分企业负债水平偏高；股权集中度的均值为0.352，标准差为0.128，表明不同企业股权集中程度差异较大；盈利能力的均值为0.089，标准差为0.076，说明部分企业跨界经营盈利能力较强，而部分企业面临盈利困境。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4报告了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及其分维度风险（资源整合风险、文化冲突风险、合规风险、核心能力稀释风险）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的估计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326，并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平台生态嵌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验证了研究假设H1。列（2）至列（5）进一步将因变量分别替换为各分维度风险，结果显示平台生态嵌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平台生态嵌入在抑制各类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中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对资源整合风险的抑制效应最为突出，系数幅度显著高于其他维度。

从理论解释来看，基准回归结论符合平台生态嵌入的预期作用机制。一方面，平台生态的资源聚合效应为企业跨界经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缓解了资源约束带来的整合风险，同时平台的协同机制降低了企业与生态伙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了文化冲突与利益分歧；另一方面，平台生态的技术赋能与治理约束，提升了企业的风险识别与防控能力，降低了合规风险与核心能力稀释风险。特别是在资源整合风险方面，平台生态的资源共享与协同优势能够有效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显著抑制资源整合风险的产生。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内生性处理、指标替换与样本缩减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工具变量法。考虑到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取“同行业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平均值”与“滞后一期平台生态嵌入”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同行业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平均值”与本企业平台生态嵌入高度相关（同行业企业面临相似的生态环境，嵌入行为具有协同性），但不直接作用于本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滞后变量则能反映前期平台生态嵌入水平，与当期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不存在即时因果关系。表5列（1）、（2）结果显示，平台生态嵌入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平台生态嵌入仍然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验证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替换变量法。为检验平台生态嵌入测度口径的敏感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复合指标法测度的平台生态嵌入”替换为“平台合作金额占总营收比重”（单一指标法）进行回归。表5列（3）的结果表明，平台合作金额占比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平台生态嵌入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显著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从指标测度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最后，缩减样本法。鉴于金融行业企业的经营模式与其他行业差异较大，其跨界经营风险的形成机制与防控逻辑具有特殊性，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在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后重新估计。表5列（4）的结果显示，平台生态嵌入的系数依然为正，并在5%水平下显著，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结果说明研究结论并非由金融行业样本所驱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

（三）中介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平台生态嵌入影响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引入资源整合能力和治理机制设计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表6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从总体上看，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列1）。进一步地，回归结果显示，列（2）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当资源整合能力被纳入回归后，如列（3），平台生态嵌入系数下降且显著，同时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不仅能够直接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还通过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缓解资源约束带来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抑制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

列（4）中平台生态嵌入对治理机制设计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将治理机制设计变量引入回归后，如列（5），平台生态嵌入系数下降并显著，且治理机制设计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治理机制设计同样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通过推动企业完善内部治理与外部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经营决策行为，缓解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因此，平台生态嵌入通过“双轮驱动”的间接路径发挥风险抑制作用：一方面，通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协同；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治理机制设计实现经营行为的规范与风险的精准防控，从而共同降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上述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2a与H2b。

（四）调节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情境在平台生态嵌入影响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平台生态成熟度、企业数字化水平、行业竞争强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四个变量，并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构造交互项进行检验。表7汇报了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平台生态嵌入与平台生态成熟度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在平台生态成熟度较高的环境中，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成熟的平台生态具有更完善的资源聚合能力与治理机制，能够为嵌入企业提供更优质的资源支持、更规范的协同规则以及更高效的风险缓冲，从而放大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效应；反之，不成熟的平台生态资源分散、治理不完善，难以充分发挥资源赋能与治理约束作用，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效果会被削弱。

列（2）中，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其对平台生态资源的获取、整合与利用效率越高，能够更好地借助平台的技术赋能，提升风险识别、预警与防控能力，进而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对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抑制作用。数字化能力较弱的企业，即便嵌入平台生态，也难以有效转化生态资源与技术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平台生态的风险缓冲作用，导致调节效应不明显。

列（3）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与行业竞争强度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行业竞争强度越高，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作用越强。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跨界经营面临的资源约束、市场不确定性等风险更为突出，对资源支持与风险防控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此时，平台生态的资源聚合、协同治理优势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跨界经营的竞争压力，帮助企业规避各类经营风险，因此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效应被进一步放大；而在竞争缓和的行业中，企业自身经营压力较小，对平台生态的依赖度较低，平台生态嵌入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

列（4）显示，平台生态嵌入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流程规范，能够更好地对接平台生态的治理规则，高效整合平台提供的各类资源，同时有效防控跨界经营过程中的内部管理风险，与平台生态嵌入形成协同效应，共同降低跨界经营管理风险；反之，内部控制薄弱的企业，即便嵌入平台生态，也可能因内部管理混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无法充分发挥平台生态的风险抑制作用，甚至出现生态资源浪费、风险传导加剧的问题。

综上，平台生态成熟度、企业数字化水平、行业竞争强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均对平台生态嵌入的风险抑制作用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四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平台生态嵌入影响企业跨界经营管理风险的情境约束体系，这也为企业根据自身情境优化跨界经营风险治理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