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但部分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忽视社会责任履行，引发东道国社区冲突、环境破坏等问题，制约投资效益提升。本文选取2017-2022年我国 A 股对外投资上市公司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CSR）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其对外投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在高制度距离东道国投资的企业中表现更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引导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升投资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投资绩效；产权性质；制度距离

一、导论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对外投资已成为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在世界前三。与此同时，全球商业文明不断演进，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核心准则，东道国政府、社区及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已不再是“额外负担”，而是影响对外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世界各国对外投资的实践表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获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社区的认可和消费者的青睐，从而降低投资风险、提升经营效益；反之，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面临舆论谴责、法律制裁甚至投资项目终止的风险。例如，部分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因环保标准不达标、劳工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导致项目延期或成本大幅增加，严重影响投资绩效。

当前，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引导对外投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推动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明确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能够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制定合理的社会责任战略、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以2017-2022年我国 A 股对外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及东道国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关系的研究视角，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实际情况，揭示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二是考虑产权性质、东道国制度距离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结论；三是通过精准匹配数据，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针对性，为企业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测度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最早由 Bowen（1953）提出，他认为企业管理者应承担起按照社会目标和价值观开展经营活动的责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Carroll（1979）提出的“金字塔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层次。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ESG 评价体系成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主流工具，涵盖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在企业社会责任测度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报等公开资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如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二是指数法，采用专业机构发布的 ESG 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如 MSCI ESG 指数、富时罗素 ESG 指数等；三是单一指标法，选取企业捐赠额、环保投入等单一指标衡量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其中，和讯网社会责任评分因数据可得性高、指标体系完善，被国内学者广泛采用。

（二）对外投资绩效的测度研究

对外投资绩效是指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其测度指标可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类。财务绩效主要反映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收益，常用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投资回报率（ROI）、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等；非财务绩效主要反映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战略等方面的收益，如市场份额提升、品牌影响力扩大、技术溢出效应等。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多采用财务指标衡量对外投资绩效，其中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因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成为最常用的代理变量。也有部分学者结合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采用海外业务利润率、投资回收周期等指标，进一步提升测度的精准性。例如，朱佳信等（2022）基于 BvD-ORBIS 数据库，选取海外子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作为对外投资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的关系研究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正向促进、负向抑制和非线性关系三种观点。持正向促进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降低投资风险、提升品牌形象、获得东道国支持，进而促进投资绩效提升。例如，上海财经大学一项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不仅能直接增加海外子公司绩效，还能间接应对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不利影响。持负向抑制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经营成本，挤占投资资金，从而对投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持非线性关系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存在“U 型”或“倒 U 型”关系，当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超过一定阈值后，才会对投资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从国内研究来看，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部分研究未考虑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提升；二是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性的实证检验；三是数据匹配不够精准，部分研究未结合企业对外投资的具体特征选取样本。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直接影响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从多个方面促进投资绩效提升。首先，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着东道国的政策风险、社会风险、舆论风险等多种风险，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如遵守当地环保法规、保障劳工权益、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等，能够减少与东道国政府、社区及民众的矛盾，降低政策制裁、舆论谴责等风险，保障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其次，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获得东道国消费者的认可，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进而提高投资收益。再次，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获得东道国政策支持。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许多东道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外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投资绩效。此外，履行社会责任还能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优化，提升员工凝聚力和生产效率，为对外投资绩效提升提供内在动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我国对外投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对外投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对外投资绩效越高。

（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

在我国，企业根据产权性质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二者在对外投资的动机、资源获取能力及社会责任履行的动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主体，其对外投资不仅追求经济收益，还承担着国家战略、国际合作等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履行的主动性较强。但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因行政干预较多、经营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导致社会责任履行的效率较低，难以充分发挥其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此外，国有企业在东道国往往面临更多的审查和质疑，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可能被解读为“政治行为”，进而影响其对投资绩效的促进效果。

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核心动机是追求经济收益，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东道国的需求和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制定社会责任战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投资效益。同时，非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压力更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其获得东道国政府、金融机构及消费者的支持，缓解融资约束，扩大市场份额，进而更有效地提升投资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2：相比于国有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三）东道国制度距离的异质性影响

制度距离是指东道国与母国在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市场规则等方面的差异，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重要因素。当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较大时，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制度风险更高，如法律合规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等。此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其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减少制度冲突，降低制度风险，进而提升投资绩效。

具体而言，在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更高，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向当地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降低法律合规成本；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缓解文化冲突，增进与当地社区及民众的沟通与理解，减少社会矛盾，保障投资项目顺利实施。而在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企业对当地制度环境较为熟悉，面临的制度风险较低，社会责任履行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3：相比于低制度距离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在高制度距离东道国对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2022年我国 A 股对外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其对外投资相关数据，并进行以下处理：（1）选取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分公司或开展直接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剔除仅开展间接投资的企业；（2）剔除 ST、*ST 类及退市上市公司样本，避免异常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剔除社会责任评分、对外投资绩效及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本文共得到5826条有效样本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该数据库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五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为0-100分，评分越高表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好；（2）对外投资绩效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半年报；（3）企业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4）东道国制度距离数据来源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数据库及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二）主要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对外投资绩效（Perf）

参照现有研究，选取海外总资产收益率（ROA_ov）作为对外投资绩效的代理变量，计算公式为：海外总资产收益率=海外子公司净利润/海外子公司平均总资产×100%。该指标能够综合反映企业对外投资的盈利水平，数据可得性高，是衡量对外投资绩效的常用指标。同时，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将海外净资产收益率（ROE_ov）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

采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代理变量，该评分涵盖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五个维度，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评分越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好。

3. 调节变量

（1）产权性质（SOE）：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若为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进行划分。

（2）制度距离（Dis）：借鉴 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文化维度，以及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六个治理维度，构建制度距离综合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首先计算母国与东道国在各维度上的差异值，然后对各维度差异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制度距离综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制度距离越大。

4.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参照现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2）资产负债率（Lev）：采用企业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100%衡量；（3）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采用（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100%衡量；（4）海外投资规模（Inv_scale）：采用海外投资总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衡量；（5）董事会规模（Board）：采用董事会成员人数衡量；（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100%衡量；（7）独立董事比例（Indep）：采用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成员人数×100%衡量；（8）现金流量比例（CFO）：采用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总资产×100%衡量；（9）年度固定效应（Year）：设置年度虚拟变量，控制年度因素的影响；（10）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设置行业虚拟变量，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各变量定义及说明详见表4.1。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 H1，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直接影响，模型公式如下：

Perf_{i,t} = α_0 + α_1 CSR_{i,t} + Σ α_k Controls_{i,t} + Σ Year + Σ Industry + ε_{i,t} (4.1)
其中，Perf为对外投资绩效，CSR为企业社会责任，Controls为控制变量集，Year和Industry分别为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α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若α_1显著为正，则假设H1成立。

为检验假设 H2，构建分组回归模型，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分别估计模型（4.1），比较两组核心解释变量$$CSR_{i,t}$$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若非国有企业组的系数更大且更显著，则假设 H2成立。

为检验假设 H3，构建分组回归模型，按制度距离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制度距离组和低制度距离组，分别估计模型（4.1），比较两组核心解释变量$$CSR_{i,t}$$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若高制度距离组的系数更大且更显著，则假设 H3成立。

同时，为进一步验证异质性影响，构建交互项模型进行补充检验，模型公式如下：

(4.2) Perf_{i,t} = β₀ + β₁CSR_{i,t} + β₂CSR_{i,t}×SOE_{i,t} + Σβ_kControls_{i,t} + ΣYear + ΣIndustry + ε_{i,t}

(4.3) Perf_{i,t} = γ₀ + γ₁CSR_{i,t} + γ₂CSR_{i,t}×Dis_{i,t} + Σγ_kControls_{i,t} + ΣYear + ΣIndustry + ε_{i,t}

变量定义：Perf为对外投资绩效；CSR为企业社会责任；SOE为产权性质（国有=1）；Dis为信息披露质量；Controls为控制变量集；Year和Industry为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β、γ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β₂显著表示产权性质具有调节效应，γ₂显著表示信息披露质量具有调节效应。

模型（4.2）中，CSR×SOE为社会责任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若β₂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中CSR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弱，假设H2成立。

模型（4.3）中，CSR×Dis为社会责任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若γ₂显著为正，说明高制度距离下CSR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H3成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对外投资绩效（Perf）的最小值为-0.187，最大值为0.256，均值为0.058，标准差为0.089，表明我国对外投资上市公司的投资绩效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对外投资出现亏损，整体盈利水平有待提升。从解释变量来看，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最小值为12.35，最大值为89.72，均值为45.68，标准差为18.23，说明我国对外投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 A 股出海企业 Wind ESG 平均得分5.76分（换算后约45-50分）的现实情况相符。

从调节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382，表明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约38.2%，非国有企业占比约61.8%，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逐步提升的趋势一致；制度距离（Dis）的最小值为0.213，最大值为0.897，均值为0.546，标准差为0.201，表明样本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制度距离存在较大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为23.56，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87，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的均值为0.123，海外投资规模（Inv_scale）的均值为0.156，均处于合理区间，与现有研究中的样本特征基本一致。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5.2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4.1）的估计结果。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从列（2）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0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每提升1分，对外投资绩效（海外总资产收益率）平均提升0.12个百分点，验证了假设 H1，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对外投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上海财经大学相关研究结论一致，说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提升品牌形象、获得东道国支持，进而提升对外投资绩效。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为0.008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对外投资绩效越高，原因在于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充裕的资金、更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各种挑战。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05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对外投资绩效越低，过高的负债水平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挤占对外投资资金，进而影响投资绩效。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的系数为0.02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经营状况越好，对外投资绩效越高，良好的经营状况能够为对外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资源保障。海外投资规模（Inv_scale）的系数为0.03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海外投资规模越大，对外投资绩效越高，规模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单位投资成本，提升盈利水平。此外，现金流量比例（CFO）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充足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绩效。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表5.3报告了按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列（1）为国有企业组，列（2）为非国有企业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组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007，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非国有企业组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比两组系数可知，非国有企业组的系数显著大于国有企业组，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假设 H2。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核心动机是追求经济收益，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东道国的需求和自身经营状况，合理分配资源，提升社会责任履行的效率，进而更有效地促进投资绩效提升；二是非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压力更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其获得东道国政府、金融机构及消费者的支持，缓解融资约束，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投资效益；三是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承担着更多的国家战略和社会责任，其投资决策可能受到行政干预，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效应被部分稀释，进而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此外，国有企业在东道国往往面临更多的审查和质疑，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可能被解读为“政治行为”，难以充分发挥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东道国制度距离的异质性分析

表5.4报告了按东道国制度距离分组回归的结果，列（1）为高制度距离组，列（2）为低制度距离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制度距离组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01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低制度距离组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00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比两组系数可知，高制度距离组的系数显著大于低制度距离组，表明相比于低制度距离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在高制度距离东道国对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假设 H3。

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在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制度风险更高，如法律合规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等。此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向当地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降低法律合规成本；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缓解文化冲突，增进与当地社区及民众的沟通与理解，减少社会矛盾，保障投资项目顺利实施，进而显著提升投资绩效。而在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企业对当地制度环境较为熟悉，面临的制度风险较低，社会责任履行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更多的是通过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市场份额等方式间接促进投资绩效提升。此外，高制度距离东道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更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边际收益更高，进而对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工具变量法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1.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对外投资绩效的代理变量由海外总资产收益率（ROA_ov）替换为海外净资产收益率（ROE_ov），重新估计基准回归模型及异质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产权性质、制度距离的异质性特征与前文一致，即非国有企业组、高制度距离组的系数更大且更显著，说明研究结论不受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的影响。

2. 缩尾处理。为进一步规避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将所有连续变量在0.5%和99.5%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重新进行基准回归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及异质性特征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工具变量法。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对外投资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更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社会责任评分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与企业自身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相关，但与企业个体对外投资绩效无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两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 F 统计量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异质性特征与前文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7-2022年我国 A 股对外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探究了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我国对外投资上市公司的对外投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每提升1分，海外总资产收益率平均提升0.12个百分点，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提升品牌形象、获得东道国支持，进而提升对外投资绩效，验证了假设 H1。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产权性质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主要原因是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面临的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压力更大，履行社会责任的边际收益更高，验证了假设 H2。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东道国制度距离异质性。相比于低制度距离东道国，高制度距离东道国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原因在于高制度距离下企业面临的制度风险更高，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有效缓解制度冲突、降低合规成本，边际收益更突出，验证了假设 H3。

第四，投资风险和品牌形象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通过降低投资风险、提升品牌形象两条路径，间接促进对外投资绩效提升，其中投资风险的中介效应占比约为23.5%，品牌形象的中介效应占比约为18.7%。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升对外投资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企业层面：一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社会责任融入对外投资战略。对外投资企业应摒弃“重规模、轻责任”的发展模式，结合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社会需求，制定针对性的社会责任战略，重点关注环保、劳工权益、社区公益等领域，提升社会责任履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结合自身产权性质和东道国制度环境，优化社会责任履行策略。非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灵活性优势，将社会责任履行与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相结合，提升投资效益；国有企业应合理平衡国家战略与经济收益，减少行政干预对社会责任履行效率的影响，提升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效应。在高制度距离东道国投资的企业，应加大社会责任投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缓解制度冲突、降低投资风险；在低制度距离东道国投资的企业，应重点通过社会责任履行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市场份额。三是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社会责任履行能力。企业应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社会责任管控，完善社会责任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社区、消费者的沟通与合作，及时了解当地需求，优化社会责任履行方式。

2. 政府层面：一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出台税收减免、融资支持、项目优先审批等优惠政策，鼓励对外投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对外投资企业的考核指标，对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给予表彰和支持。二是加强信息服务与指导，帮助企业应对异质性挑战。针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社会责任指导服务，如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海外社会责任培训、为高制度距离东道国投资企业提供当地制度法规和社会需求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效率。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社会责任标准互认。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责任标准制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降低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合规成本，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样本选取上，仅选取 A 股对外投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未涵盖非上市公司，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在制度距离的测度上，虽结合了文化维度和治理维度，但未考虑制度距离的动态变化，未来可进一步构建动态制度距离指标，提升测度的精准性；三是在机制分析上，仅选取投资风险和品牌形象作为中介变量，未来可进一步探究技术溢出、供应链整合等其他路径的作用。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将非上市公司纳入研究对象，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构建动态计量模型，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是结合不同行业、不同投资模式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对外投资绩效的异质性影响，为不同类型企业制定社会责任战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对外投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相关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