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与全球贸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考虑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与企业数字化能力的交互作用以及滞后效应,运用我国2018-2023年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不仅受到本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与相邻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本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显著正向促进企业产业转型,相邻地区的政策支持对本地区企业产业转型呈现空间正相关。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小外贸企业依托跨境数字贸易实现产业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跨境数字贸易;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空间杜宾模型
一、问题提出及既有研究分析
推动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全球贸易格局调整、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中小外贸企业作为我国外贸市场的主体,占外贸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了超过60%的外贸进出口额,但普遍存在数字化水平偏低、供应链协同能力弱、品牌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已有研究表明,跨境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拓展海外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等途径,为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提供新动能(Li & Wang,2020)[1]。
从成本降低的角度看,跨境数字贸易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简化了贸易流程,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中小外贸企业的跨境物流、信息获取和交易谈判成本(Zhang et al.,2021)[2];从市场拓展的角度看,跨境电商平台、海外社交媒体等数字渠道,打破了传统贸易的地域限制,帮助中小外贸企业直接对接全球消费者,拓展海外细分市场(Chen & Liu,2022)[3];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跨境数字贸易推动了中小外贸企业与海外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技术交流,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王健,2021)[4]。但也有相关研究表明,跨境数字贸易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赋能效应存在异质性,部分企业因数字化能力不足、政策适配性差等原因,难以有效利用跨境数字贸易实现转型(李勇坚,2022)[5]。
跨境数字贸易赋能效应的异质性,引发了相关研究者对影响因素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强调,政策支持是影响跨境数字贸易赋能效应的重要因素(Zhao & Sun,2023)[6]。在政策引导下,各地陆续推出跨境电商综试区、数字贸易园区等扶持举措,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平台支撑、资金补贴和人才培训,有效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理论层面上,政策支持通过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强化跨境数字贸易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赋能作用;实践层面上,由于中小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导资源向数字化转型领域倾斜。因此,有必要关注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的交互作用,深刻认识更加贴合实际的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路径。
目前探讨政策支持是否影响跨境数字贸易赋能效应的文献相对匮乏且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研究者认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能够有效破解中小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瓶颈,放大跨境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刘娟,2022)[7]。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部分地区政策支持存在“一刀切”现象,未能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企业实际需求精准施策,导致政策效果打折扣,甚至出现资源浪费(张明志,2023)[8]。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企业数字化能力等因素,也会与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形成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赋能效应的复杂性(李海舰,2022)[9]。
关于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交互作用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效应的不一致结论表明,传统研究缺乏地区的空间联系,不能分析由于地区间政策协同不足、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引致的资源流动以及企业转型不均衡的可能情况。在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区间的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相邻地区的政策支持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会通过要素流动、技术扩散等方式影响本地区中小外贸企业的产业转型进程。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研究者从空间联系的角度探讨了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对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Smith & Jones(2022)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欧盟国家跨境数字贸易对中小企业国际化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邻近数字贸易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其转型效率显著更高,即跨境数字贸易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10]。王聪和李波(2023)对我国各省级地区跨境电商发展与中小外贸企业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政策支持能够强化这一效应[11]。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传统研究虽然揭示了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影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首先,传统研究将跨境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局限在相互独立的区域,较少关注地理空间因素对赋能效应的影响。数字技术的跨地域性决定了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从区域联系的系统视角关注跨境数字贸易对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转型政策;其次,忽略了跨境数字贸易赋能效应以及与政策支持之间交互作用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研究。部分地区政策支持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不匹配,导致跨境数字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从交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互动情况,有利于提升政策精准度,强化赋能效果;第三,忽略了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滞后效应,从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建设、政策落地到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存在一定的时滞,忽视这一滞后效应,将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在数字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考虑空间因素、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的交互作用以及滞后效应,运用我国2018-2023年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之间的作用机理,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影响本地区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因素,为依托跨境数字贸易和政策支持推动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模型设计与空间计量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
由于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呈现出非匀质性特征,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违背了高斯—马尔可夫经典假设,需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解决一致性与无偏性问题。本文借鉴Elhorst(2014)[12]、吴玉鸣(2020)[13]等研究文献模型的基础上,运用2018-2023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统计数据,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空间效应。
(1)空间滞后模型(SLM):$$Trans_{it} = \rho W Trans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alpha_2 Policy_{it} + \alpha_3 Dt_{it} \times Policy_{it} + \alpha_4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2)空间误差模型(SEM):$$Trans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alpha_2 Policy_{it} + \alpha_3 Dt_{it} \times Policy_{it} + \alpha_4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varepsilon_{it} = \lambda W \varepsilon_{it} + \nu_{it}$$
(3)空间杜宾模型(SDM):$$Trans_{it} = \rho W Trans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alpha_2 Policy_{it} + \alpha_3 Dt_{it} \times Policy_{it} + \alpha_4 Controls_{it} + \beta_1 W Dt_{it} + \beta_2 W Policy_{it} + \beta_3 W (Dt_{it} \times Policy_{it}) + \beta_4 W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Trans_{it}$$表示i地区第t年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水平;$$Dt_{it}$$表示i地区第t年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Policy_{it}$$表示i地区第t年政策支持力度;$$Dt_{it} \times Policy_{it}$$表示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的交互项;$$Controls_{it}$$表示控制变量;$$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rho$$表示空间滞后系数;$$\lambda$$表示空间误差系数;$$\mu_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lambda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nu_{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水平(Trans)。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采用中小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衡量,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产品附加值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数据来源于各省级商务厅统计报告及海关总署数据库。
2. 核心解释变量
(1)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Dt)。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指标代表性,采用各省级地区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衡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商务部《中国跨境电商贸易年度报告》。2018-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从1.34万亿元增长至2.38万亿元,年均增长15.2%,各地区发展差异显著,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跨境电商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2)政策支持力度(Policy)。采用各省级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数字贸易相关财政补贴金额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通过熵值法赋权后综合衡量,数据来源于各省级财政厅、商务厅公开报告。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设立16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覆盖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为中小外贸企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3)交互项(Dt×Policy)。将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与政策支持力度标准化后相乘得到,用于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影响。
3. 控制变量。结合相关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数字基础设施水平(Infra),采用各省级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万个)衡量;(2)企业数字化能力(Tech),采用各省级地区规模以上中小外贸企业数字化设备普及率(%)衡量;(3)市场开放程度(Open),采用各省级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4)人力资本水平(Human),采用各省级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及各省级统计年鉴。
4. 滞后期的确立。运用灰色关联技术确立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效应影响的滞后期。运用灰色建模软件分别分析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滞后1-4期与产业转型的灰色关联系数,发现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滞后1期与产业转型关联度最高,确立两者滞后期为1年,即当年的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对次年的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影响最为显著。
5. 空间权重矩阵。综合地理邻近与经济距离建立空间权重加权矩阵,其中$$W = W_g \times W_e$$,$$W_g$$为地理邻近矩阵(相邻地区为1,不相邻为0),$$W_e$$为经济距离矩阵(以各地区2018-2023年人均GDP的均值倒数为权重),以此反映地区间地理和经济层面的空间关联。
(三)模型估计
本文运用2018-2023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首先通过OLS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检验变量间的基本关系,再通过LM检验、稳健LM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最优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表2。
变量 | Pooled OLS | Spatial fixed effects | Time fixed effects | Two way fixed |
|---|---|---|---|---|
Intercept | 0.05 | ----- | ----- | ----- |
Dt | 0.78*** | 0.23** | 0.79*** | 0.24*** |
Policy | 0.65*** | 0.19** | 0.64*** | 0.20** |
Dt×Policy | 0.42*** | 0.15* | 0.43*** | 0.16** |
Infra | 0.38*** | 0.12* | 0.37*** | 0.13** |
Tech | 0.51*** | 0.18** | 0.50*** | 0.19** |
Open | 0.29** | 0.10* | 0.28** | 0.11* |
Human | 0.32*** | 0.14* | 0.31*** | 0.15** |
R² | 0.89 | 0.72 | 0.88 | 0.73 |
F值 | 35.26*** | 22.41*** | 34.89*** | 23.15*** |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所有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从表1的OLS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跨境数字贸易(Dt)、政策支持(Policy)及两者交互项(Dt×Policy)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均能显著促进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且两者的交互作用能够进一步强化赋能效应。同时,LM检验和稳健LM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不存在空间效应”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需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变量 | 模型1(SLM) | 模型2(SEM) | 模型3(SDM) |
|---|---|---|---|
ρ(空间滞后系数) | 0.45*** | ----- | 0.38*** |
λ(空间误差系数) | ----- | 0.42*** | ----- |
Dt | 0.68*** | 0.66*** | 0.52*** |
Policy | 0.59*** | 0.57*** | 0.45*** |
Dt×Policy | 0.37*** | 0.35*** | 0.28*** |
W×Dt | ----- | ----- | 0.31*** |
W×Policy | ----- | ----- | 0.26*** |
W×(Dt×Policy) | ----- | ----- | 0.21** |
控制变量 | 显著为正 | 显著为正 | 显著为正 |
LogL | 189.65 | 186.32 | 212.47 |
R² | 0.82 | 0.81 | 0.91 |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所有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因篇幅限制未详细列出,均在10%及以上显著水平下为正。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比较三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ogL)和拟合优度(R²),发现模型3(空间杜宾模型)的LogL值和R²值均为最高,说明模型3是最优模型,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变量间的空间关系。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
(1)本地区跨境数字贸易(Dt)、政策支持(Policy)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52和0.45,说明本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越高、政策支持力度越大,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效果越显著。其中,跨境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更为突出,这与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外贸深度融合的现实相符。
(2)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的交互项(Dt×Policy)系数显著为正(0.28),说明两者存在协同赋能效应,完善的政策支持能够有效放大跨境数字贸易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推动作用。政策支持通过提供资金补贴、平台支撑等方式,帮助中小外贸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技术瓶颈,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跨境数字贸易渠道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
(3)空间滞后项系数(ρ)显著为正(0.38),且相邻地区跨境数字贸易(W×Dt)、政策支持(W×Policy)及两者交互项(W×(Dt×Policy))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31、0.26和0.21,说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相邻地区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和政策支持的强化,会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示范效应等方式,带动本地区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例如,广东、浙江等跨境数字贸易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能够通过产业联动、人才流动等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外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理论,运用我国2018-2023年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了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与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贴近客观现实与稳健的研究结论,即在经济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不仅受到本地区的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且与相邻地区的跨境数字贸易、政策支持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总结如下:首先,本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且相邻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区企业产业转型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次,本地区政策支持力度显著正向推动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相邻地区政策支持对本地区企业产业转型呈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存在协同赋能效应,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的推动作用,且两者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存在1年的滞后期。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依托跨境数字贸易推动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强化跨境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企业转型基础
一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重点完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宽带、5G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为中小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支撑。二是推动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建设,鼓励各地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搭建集交易、物流、支付、通关、金融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贸易平台,简化贸易流程,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三是加强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支持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跨境贸易领域的应用,提升贸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助力中小外贸企业提升供应链协同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例如,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开发智能选品、精准营销等工具,帮助中小外贸企业快速对接全球市场需求。
(二)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的协同赋能效应
一是精准施策,结合各地区产业特色和中小外贸企业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措施。对于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重点加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力度,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对于跨境数字贸易发达地区,重点强化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二是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加强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策衔接,避免政策“一刀切”和重复建设,形成政策合力。例如,建立跨区域跨境数字贸易政策协同平台,共享政策经验和资源,推动政策支持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三是注重政策落地实效,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和评估,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惠及中小外贸企业。同时,考虑到政策支持的滞后效应,合理规划政策实施节奏,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提升中小外贸企业数字化能力,增强转型内生动力
一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开设跨境数字贸易、数字化运营等相关课程,培养兼具外贸业务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外高端数字化人才和行业专家,为企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行业协会等平台,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培训,帮助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掌握数字技术应用技能和跨境数字贸易运营模式。三是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购置数字化设备、搭建数字化管理系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支持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挖掘海外市场需求,开展个性化定制生产,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四)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放大空间溢出效应
一是推动区域间跨境数字贸易资源共享,鼓励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建立合作机制,共享跨境电商平台资源、海外渠道资源和先进经验,带动中西部地区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和中小外贸企业转型。例如,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园区,引导沿海地区跨境数字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二是加强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跨区域物流网络、支付结算体系建设,降低区域间要素流动成本,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强化跨境数字贸易和政策支持的空间溢出效应。三是建立区域协同监管机制,加强跨区域跨境数字贸易市场监管合作,规范市场秩序,防范贸易风险,为中小外贸企业跨境数字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综上,跨境数字贸易为中小外贸企业产业转型提供了新机遇,政策支持能够有效强化其赋能效应,且两者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政策支持体系、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跨境数字贸易与政策支持的协同作用,推动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实现高质量产业转型,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