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经济与全球贸易深度融合，我国沿海省份作为制造业核心集聚地和数字贸易发展前沿，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数字贸易提质增效的双重任务。本文基于耦合协调理论，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18-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长三角领先、珠三角跟进、环渤海及其他沿海省份追赶”的格局；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沿海省份优化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沿海省份；数字贸易；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熵值法

一、引言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打破了传统贸易的时空限制，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形态，正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历经多年高速发展，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也面临着产能过剩、技术瓶颈、附加值偏低等问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沿海省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产业基础和活跃的贸易氛围，既是我国制造业的核心承载区，也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先行区域，2023年沿海省份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超8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达62%，二者的融合发展成为沿海省份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布局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德国“工业4.0”战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实现生产流程智能化升级，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化、高端化转型；美国依托强大的数字技术优势，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带动制造业企业拓展全球数字贸易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这些实践表明，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并非孤立发展，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数字贸易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市场渠道和价值提升空间，制造业转型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国内，随着“数字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沿海省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二者融合发展。例如，浙江省打造“数字贸易+智能制造”融合示范基地，推动制造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等业务；广东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数字贸易枢纽，助力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改造和全球化布局；山东省聚焦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贸易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引入数字技术推动生产环节升级。然而，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沿海省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融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部分省份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不足、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链衔接不畅等问题，制约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目前，关于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领域，或分析数字贸易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机制，或探讨制造业转型对数字贸易的带动作用，而基于耦合协调视角，系统分析沿海省份二者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或单一案例分析，缺乏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难以全面反映沿海省份的整体发展状况。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份（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为研究对象，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沿海省份推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深度融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相关文献综述

1. 数字贸易相关研究

数字贸易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出，其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包括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数字内容贸易等形态。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数字贸易的内涵、规则体系、经济效应展开研究，如Freund（2018）认为数字贸易不仅包括线上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数字技术对传统贸易的赋能改造；Baldwin（2020）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指出数字贸易规则的完善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国内学者则聚焦于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如黄群慧（2021）认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呈现“规模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征；李坤望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政策支持是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因素。

2. 制造业产业转型相关研究

制造业产业转型是指制造业从传统粗放式发展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的过程，核心是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国外学者对制造业转型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转型路径、影响因素展开，如Porter（1990）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为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实现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Gereffi（2005）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对转型的影响。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重点研究了制造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区域差异及政策措施，如魏后凯（2020）认为技术创新、市场需求、政策引导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的核心动力；刘世锦等（2021）指出，沿海省份制造业转型应聚焦于智能化改造、绿色发展和服务化延伸，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融合相关研究

关于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影响机制和实践路径分析。国外学者方面，Cusumano（2019）认为数字贸易平台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精准对接全球市场需求，推动企业实现个性化生产和服务升级；Kumar（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国内学者方面，张军等（2022）构建了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理论框架，认为数字贸易通过技术溢出、市场拓展、资源配置优化三个渠道推动制造业转型；王健等（2023）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了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的融合模式，提出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缺乏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量化测度，难以直观反映融合程度；二是对沿海省份区域差异的分析不够深入，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不足。

（二）理论基础

1. 耦合协调理论

耦合协调理论源于物理学，用于描述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其中“耦合”指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协调”指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协同发展的状态。耦合协调度是衡量系统之间耦合程度及协调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数值越高，表明系统之间的融合程度越高、发展越协调。将耦合协调理论应用于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研究，可将二者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测度二者的融合发展水平，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为推动二者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理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变化，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通过技术渗透、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等方式实现相互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融合，本质上是数字贸易子系统与制造业转型子系统之间通过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实现产业边界模糊化和协同发展的过程。数字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推动制造业生产环节智能化升级，制造业转型产生的新需求则能够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广阔市场，二者的融合发展符合产业融合理论的核心内涵，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3. 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产业分工呈现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的价值链分工格局，不同国家和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我国沿海省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主要承担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偏低。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突破时空限制，对接全球研发设计资源和高端市场，推动企业从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高端环节延伸，实现制造业产业转型；同时，制造业转型能够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增强企业在全球数字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二者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沿海省份制造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熵值的大小确定指标权重，熵值越小，表明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对综合评价的贡献越大，权重越高。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对于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发展水平越高），采用正向标准化公式：$$x_{ij}'=\frac{x_{ij}-min(x_j)}{max(x_j)-min(x_j)}$$；对于负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发展水平越低），采用负向标准化公式：$$x_{ij}'=\frac{max(x_j)-x_{ij}}{max(x_j)-min(x_j)}$$。其中，$$x_{ij}$$为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min(x_j)$$、$$max(x_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x_{ij}'$$为标准化后的值。

（2）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_j=-\frac{1}{lnn}\sum_{i=1}^{n}p_{ij}lnp_{ij}$$，其中，$$p_{ij}=\frac{x_{ij}'}{\sum_{i=1}^{n}x_{ij}'}$$，若$$p_{ij}=0$$，则令$$p_{ij}lnp_{ij}=0$$，n为省份数量。

（3）计算指标权重。$$w_j=\frac{1-e_j}{\sum_{j=1}^{m}(1-e_j)}$$，其中，m为指标数量。

（4）计算综合得分。$$F_i=\sum_{j=1}^{m}w_jx_{ij}'$$，其中，$$F_i$$为第i个省份的综合发展得分。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基于耦合协调理论，构建数字贸易子系统（U1）与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U2）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1）耦合度模型。$$C=2\times\sqrt{\frac{U1\times U2}{(U1+U2)^2}}$$，其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越接近1，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越高。

（2）耦合协调度模型。$$D=\sqrt{C\times T}$$，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个子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T=\alpha U1+\beta U2$$，α、β为权重，考虑到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同等重要，本文将α、β均设定为0.5。

（3）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实际，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等级：0≤D<0.2为极度失调；0.2≤D<0.4为轻度失调；0.4≤D<0.6为勉强协调；0.6≤D<0.8为良好协调；0.8≤D≤1为优质协调。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份（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2018-2023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关总署、商务部、工信部发布的相关数据；Wind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三）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原则，结合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核心内涵，构建二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数字贸易子系统和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包含3个一级指标、若干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1. 数字贸易子系统（U1）

从数字贸易规模、数字贸易结构、数字贸易支撑能力三个维度选取指标，共8个二级指标：（1）数字贸易规模：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2）数字贸易结构：数字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高附加值数字产品出口占比；（3）数字贸易支撑能力：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数字贸易企业数量、物流配送效率（快递业务量）、数字人才数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2. 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U2）

从制造业发展质量、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制造业绿色化水平三个维度选取指标，共8个二级指标：（1）制造业发展质量：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工业机器人拥有量、制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3）制造业绿色化水平：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各指标的具体解释、量纲及属性（正向/负向）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结合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计算2018-2023年沿海11个省份数字贸易子系统（U1）、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U2）的综合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以2018年、2023年为例）。

从表2可以看出，2018-2023年，沿海各省份数字贸易子系统和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表明沿海省份数字贸易和制造业产业转型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长三角、珠三角省份的综合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中上海2023年U1得分达0.812、U2得分达0.823，处于领先地位；广西、海南等省份综合得分较低，但年均增速较快，如海南U1年均增速达14.56%、U2年均增速达9.87%，追赶态势明显。从两个子系统的对比来看，多数省份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综合得分高于数字贸易子系统，表明沿海省份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数字贸易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二）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与时空演化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8-2023年沿海11个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结果如表3所示（以2018年、2023年为例），并结合各年份数据，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

1. 时间演化特征

2018-2023年，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从2018年的平均0.487提升至2023年的平均0.654，协调等级从以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为主，转变为以良好协调、勉强协调为主。其中，2018年仅有江苏、上海、浙江、广东4个省份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其余7个省份均处于轻度失调或勉强协调等级；2023年，上海、浙江、广东3个省份升级为优质协调等级，天津、山东、福建、江苏4个省份处于良好协调等级，辽宁、河北、广西、海南4个省份升级为勉强协调等级，无省份处于轻度失调等级。从年均增速来看，广西、海南、河北等省份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速较快，均超过8%，表明这些省份在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年均增速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其耦合协调度已处于较高水平，增长空间相对有限。

2. 空间演化特征

从空间分布来看，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呈现“长三角领先、珠三角跟进、环渤海及其他沿海省份追赶”的格局，区域差异显著。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耦合协调度最高，2023年均达到良好协调及以上等级，其中上海、浙江、广东升级为优质协调等级，这主要得益于长三角地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活跃的数字贸易氛围，二者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优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耦合协调度仅次于长三角地区，2023年达到优质协调等级，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天津、辽宁、河北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水平，2023年山东、天津达到良好协调等级，辽宁、河北达到勉强协调等级，这些省份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数字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广西、海南等南部沿海省份耦合协调度最低，2023年仅达到勉强协调等级，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制造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数字贸易发展基础薄弱，二者融合发展的动力不足。

（三）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影响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本文选取数字基础设施（X1，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表示）、产业结构升级（X2，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政策支持力度（X3，用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发文数量表示）、对外开放水平（X4，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人力资本水平（X5，用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作为解释变量，以耦合协调度（D）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D_{it}=\alpha_0+\alpha_1X1_{it}+\alpha_2X2_{it}+\alpha_3X3_{it}+\alpha_4X4_{it}+\alpha_5X5_{it}+\mu_{it}$$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alpha_0$$为截距项，$$\alpha_1-\alpha_5$$为回归系数，$$\mu_{it}$$为随机误差项。运用Stata17.0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经Hausman检验，P值小于0.05，拒绝随机效应假设），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些因素均对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数字基础设施（X1）的回归系数为0.234，影响程度最大。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融合发展的基础，能够降低数字贸易交易成本，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改造，促进二者要素流动和协同发展。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多，为二者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耦合协调度较高。

（2）产业结构升级（X2）的回归系数为0.187，影响程度次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同时带动数字贸易相关服务业发展，促进二者产业链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较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

（3）政策支持力度（X3）的回归系数为0.156。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制造强国相关政策，能够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领域集聚，为二者融合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各沿海省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如浙江省的“数字贸易+智能制造”融合政策、广东省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发展政策，有效推动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4）对外开放水平（X4）的回归系数为0.123。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拓展全球数字贸易市场，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制造业转型；同时，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对外开放的效率和质量，形成良性互动。上海、广东、福建等省份对外开放水平较高，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较大，二者耦合协调度较高。

（5）人力资本水平（X5）的回归系数为0.102。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的融合发展需要大量的数字技术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为二者融合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较大，为二者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理论，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18-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18-2023年，沿海省份数字贸易子系统和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表明沿海省份数字贸易和制造业产业转型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长三角、珠三角省份综合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广西、海南等省份综合得分较低，但年均增速较快。多数省份制造业产业转型子系统综合得分高于数字贸易子系统，表明沿海省份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数字贸易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第二，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从2018年的平均0.487提升至2023年的平均0.654，协调等级从以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为主，转变为以良好协调、勉强协调为主。从空间分布来看，呈现“长三角领先、珠三角跟进、环渤海及其他沿海省份追赶”的格局，区域差异显著。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支持力度、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均对沿海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政策支持力度。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沿海省份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深度融合、耦合协调发展：

1.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融合发展基础

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重点推进5G网络、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沿海省份数字基础设施全覆盖、高质量发展。针对广西、海南等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省份，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提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和网络传输速度，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支持企业建设智能生产线、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生产环节深度融合。

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加快沿海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加强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链衔接，培育“数字贸易+智能制造”融合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推动制造业企业依托数字贸易平台拓展全球市场，同时引入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第三产业与制造业、数字贸易融合发展，发展研发设计、物流配送、数字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完善产业链配套体系。

3.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各沿海省份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融合发展。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数字贸易企业培育、融合示范项目建设等。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加强政策协同，打破区域壁垒，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政策对接，形成推动二者融合发展的政策合力。

4.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展融合发展空间

依托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国际化。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等方式拓展全球市场，鼓励企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市场的话语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转型合作项目，拓展融合发展空间。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数字贸易发展质量。

5.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强化融合发展人才支撑

建立健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数字技术、国际贸易、制造业管理等复合型人才。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定向培养企业所需人才。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出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数字技术专家、复合型管理人才到沿海省份创新创业。加强对现有企业员工的培训，提升员工的数字技能和专业素养，适应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需求。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指标体系的构建可能不够全面，未考虑部分隐性指标（如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数字贸易规则适配性等）的影响；二是影响因素分析中，未考虑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后续可进一步构建交互项模型，分析因素之间的协同影响；三是未对耦合协调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后续可运用预测模型，对沿海省份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分析。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将内陆省份纳入研究样本，对比分析沿海与内陆省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同时，可结合案例分析，深入探究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模式，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