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我国国资监管体系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型的核心举措，对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规范投资行为、提升长期经营质量具有关键作用。为探究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实际影响，本文选取2014—2023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筛选整理后得到832家国企样本、8320个有效观测值，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开展实证分析。从改革实施效应、治理传导路径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效率，有效抑制国企盲目投资、低效投资等问题；改革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畅通资本配置渠道三条路径正向作用于长期投资效率。进一步通过替换核心变量、缩短样本区间开展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最后从国企内部治理、政府监管、国资体系建设、市场配套机制等层面，为深化国有资本授权改革、持续提升国企长期投资效率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国有企业；长期投资效率；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6.1；F832.48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核心目标是厘清国资监管部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三者的权责边界，实现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推动国资监管从传统“管资产、管企业”向市场化“管资本”转型。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投资决策行政干预过多、投资周期短视化、资本配置低效、重复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企长期价值增长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拖累了国企高质量发展进程。

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改革的全面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逐步落地深化，通过下放投资决策权、优化授权清单、压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自主经营、自主投资权限，为国企优化长期投资布局、聚焦主业长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现阶段，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企业长期价值创造与资源高效配置，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其长期投资效率直接关系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宏观经济稳定。

但当前改革落地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一是部分地区授权边界模糊，存在过度授权与授权不足并存的现象，导致国企投资决策权责不对等；二是配套监管机制不完善，放权后部分国企出现投资问责弱化、风险管控缺失问题，引发低效长期投资；三是国企内部治理适配性不足，部分企业尚未建立与授权改革匹配的投资决策机制，难以充分释放改革红利。相较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国资管理模式，我国国有资本授权改革起步相对较晚，制度体系仍在完善阶段，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实证检验。基于此，精准探究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当前学界针对国企改革、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与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专项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且多数研究聚焦短期投资行为，对长期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稳健性效果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十年国企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授权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净效应，厘清改革的正向赋能作用与现存短板，明确改革的传导路径。

从理论层面，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监管改革、国企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体系，为“管资本”改革的经济后果提供新的实证支撑；从实践层面，能够为政府优化授权改革细则、完善国资监管机制，为国有企业优化长期投资布局、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规避长期投资风险提供实操性参考，助力国有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现状

（一）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相关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权责重构与市场化赋能。綦好东等（2023）研究指出，授权改革通过剥离政府对国企的直接行政干预，确立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国企委托代理矛盾，优化企业经营决策环境。部分学者从改革试点效果出发，认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与授权落地，能够实现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产业、核心主业集中（杨充等，2021）。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改革存在的局限性，张志远等（2025）提出，授权改革初期存在监管衔接断层、问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可能导致部分国企出现投资随意性增加、长期投资风险上升的问题。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改革的制度逻辑与宏观效果，针对改革对企业微观长期投资行为、投资效率的精准量化研究较为欠缺。

（二）企业长期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企业长期投资效率是衡量企业长期资源配置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指标，区别于短期投资收益，更侧重长期资本回报、产业布局价值与风险可控性。现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产权性质、政府监管、融资约束、制度环境是影响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核心因素。

从内部治理来看，完善的董事会结构、高效的内控机制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长期投资决策的科学性（王蓉，2022）；从外部制度来看，市场化监管机制、适度的政策赋能能够缓解国企投资约束，优化长期投资布局。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国企传统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会引发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导致长期投资效率偏低，制度改革是破解国企低效投资的关键路径（徐明瑜等，2021）。

（三）国企改革与投资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现阶段关于国企改革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多集中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薪酬改革、监管制度改革等领域。多数研究证实，市场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国企投资效率，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国企制度改革存在滞后效应，短期可能因治理调整、机制磨合出现投资波动，长期能够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于晓红、武文静，2014）。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鲜有文献专门聚焦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这一核心政策，针对性研究其对长期投资效率的影响；二是缺乏对改革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且未充分验证改革效果的稳健性。基于现有研究缺口，本文聚焦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实证分析其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弥补现有研究不足。

三、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3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结合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试点分批落地的政策背景，对样本进行筛选处理：剔除ST、*ST风险警示企业，剔除金融类、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企业，最终得到832家国有上市公司，共计8320个年度观测值。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为规避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长期投资效率（InvEff）。本文借鉴主流研究方法，采用 Richardson投资效率模型测算国企长期投资效率，以模型残差绝对值衡量非效率投资程度，残差越小，长期投资效率越高；同时以企业长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作为辅助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Reform）。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变量设定方式，将改革试点企业设为处理组（赋值为1），非试点国企设为对照组（赋值为0）；改革实施当年及之后年度赋值为1，改革前年度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相关研究，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年龄（Age）、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Top1）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度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InvEff_{it}=eta_0+eta_1Reform_{it}+sumeta_kControl_{it}+Sigma Year+Sigma Industry+mu_{it}$$

其中，$$InvEff_{it}$$为i企业t年度的长期投资效率；$$Reform_{it}$$为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_{it}$$为所有控制变量；$$Year$$为年度固定效应，$$Industry$$为行业固定效应，$$mu_{it}$$为随机扰动项。若$$eta_1$$显著为负，说明改革能够降低非效率投资水平，提升国企长期投资效率。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观测样本均值、最值、标准差等核心指标，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国企长期投资效率（InvEff）均值为0.0726，标准差为0.0689，说明样本国企普遍存在轻微非效率投资问题，且不同企业间长期投资效率存在一定差异。改革变量（Reform）均值为0.4125，表明样本中41.25%的观测值处于改革实施阶段，样本分布较为合理。各控制变量最值、标准差均处于合理区间，无极端异常数据，样本整体质量良好，适合开展实证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导致回归结果伪回归，本文采用LLC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P值均小于1%，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直接开展回归分析。

（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开展基准回归，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检验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下同。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度R²为0.9123，整体拟合效果优良，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整体设定合理、统计有效。核心解释变量Reform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非效率投资水平，有效提升企业长期投资效率。

究其原因，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厘清了政企权责边界，下放投资决策权限，减少了政府行政干预带来的短期化、政策性低效投资；同时改革压实了国企经营主体责任，配套的投资问责、绩效考核机制，有效约束了管理层盲目扩张、利己主义的短视投资行为，推动企业聚焦主业开展长期战略性投资，优化长期资本配置效率。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法与缩短样本区间法开展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长期投资回报率替代Richardson模型残差衡量长期投资效率；二是将样本区间缩短为2016—2023年，规避早期政策不成熟、样本波动的干扰，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检验方式下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作用方向与基准回归完全一致，仅数值存在小幅波动，说明本文实证结论具备良好的稳健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企长期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作用真实可靠。

五、对策建议

（一）企业层面：深化内部治理适配，优化长期投资决策机制

1.健全投资决策与风险管控体系

国有企业应主动适配国有资本授权改革要求，摒弃传统行政化投资决策模式，建立市场化、专业化的长期投资决策机制。聚焦主业开展战略性长期投资，严控非主业盲目扩张、短期投机性投资，完善长期投资项目调研、可行性论证、风险评估全流程制度，从源头降低非效率投资问题，持续提升长期资本配置质量。

2.完善内部考核与问责机制

企业应优化管理层绩效考核体系，降低短期利润考核权重，增加长期投资回报、产业布局优化、资本保值增值等长期指标考核占比，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建立长期投资专项问责机制，对低效、无效长期投资项目追责问责，倒逼管理层科学制定长期投资规划，充分释放改革赋能红利。

（二）政府层面：优化改革细则，完善国资监管体系

1.细化授权经营权责清单

政府及国资监管部门应结合国企行业属性、规模大小、治理水平，实行差异化授权机制，精准界定监管部门、投资运营公司、国企的权责边界，杜绝授权过度与授权缺位问题。动态优化授权清单，下放符合市场化要求的长期投资决策权，同时保留必要的合规监管权限，实现“放权不放任”。

2.强化改革配套监管与引导

搭建适配“管资本”模式的国资监管体系，重点监控国企长期投资流向、投资效率与投资风险，建立长期投资动态监测、预警机制。针对改革后部分国企投资管控弱化问题，完善常态化督查机制，同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国企聚焦实体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长期投资，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三）国资体系层面：完善资本运营机制，畅通改革传导路径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依托市场化资本运作，推动国有资本向高效益、高潜力、长周期的优质项目集中，盘活存量国有资本，优化增量资本配置。完善资本流转机制，淘汰低效长期投资项目，引导国有资本聚焦国家战略、产业升级方向，持续放大授权改革对长期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

（四）市场层面：健全配套机制，营造市场化改革环境

完善国企信息披露制度，强制要求国企公开长期投资项目、投资收益、风险管控等核心信息，接受市场与社会监督，倒逼企业规范长期投资行为。健全资本市场定价与资源配置机制，强化市场化约束，推动国企长期投资行为贴合市场规律，持续提升国有资本长期运营效率，助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