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关于税收优惠政策、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及二者关联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与不足。在此基础上，选取2016-2023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境外所得税抵免等典型税收优惠政策，构建实证分析框架。通过收集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财务数据及税收优惠相关数据，运用 Stata17.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及异质性检验，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投资区位选择、投资行业分布的激励效应，并分析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在政策激励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同时，结合实证结果剖析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激励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及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激励效果的针对性建议，为相关部门完善政策及上市公司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策；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激励效应；传导机制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外投资已成为上市公司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境外所得税抵免等，旨在降低企业对外投资成本，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活力。然而，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激励效果如何、激励路径是否顺畅、不同类型政策的激励效应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仍需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发展现状来看，截至2023年底，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项目数量累计突破5万项，投资总额超12万亿元，但仍存在投资规模区域分布不均、行业集中度偏高、部分企业对外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税收作为调节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宏观调控工具，其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深入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已围绕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但针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专项实证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税收政策对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对对外投资的针对性分析较少；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未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异质性，也未深入剖析政策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研究结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有待提升。此外，随着我国税收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有必要结合最新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为政策完善提供更贴合实际的依据。

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区位选择、行业分布的激励效应，明确政策激励的传导路径，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异质性表现，最终提出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策激励效果的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一）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Modigliani 和 Miller（1958）提出的 MM 理论奠定了税收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在无税收、无交易成本的理想状态下，企业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无关，但在现实税收环境中，税收优惠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投资决策。此后，众多学者围绕这一领域展开实证研究，Feldstein（198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意愿，尤其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励效应更为明显。Hines（1996）聚焦跨国投资领域，研究发现各国税收政策的差异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更倾向于在税收负担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近年来，随着税收政策的不断丰富，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异质性效应，例如，Devereux 等（2020）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激励投资，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则通过提升企业盈利预期发挥激励作用。

国内关于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税收政策对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例如，王跃堂等（2009）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背景，实证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延伸至对外投资领域。马光荣等（2023）基于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数据，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率差异会引导企业向低税率地区进行异地投资，且税率差越大，投资规模越大。李建军等（2024）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研究对象，实证表明该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张。此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异质性效应，例如，刘莉亚等（2022）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应强于国有上市公司，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

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参考，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分类不够细致，未充分对比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激励效应；二是对政策激励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多数研究仅验证了政策的直接效应，对融资约束、创新能力等传导变量的作用机制探讨不够全面；三是部分研究数据时效性不足，未结合近年来我国税收政策的最新调整及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特征开展分析。

（二）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国内外学者从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展开了研究。在企业内部特征方面，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融资约束、创新能力等是影响对外投资的核心因素。张曙光等（2021）实证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对外投资的意愿和规模越高，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和高盈利企业具备更强的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融资约束方面，余明桂等（2022）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缓解融资约束能够有效释放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创新能力方面，李平等（2023）发现，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越容易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溢出和资源整合，进而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在外部环境方面，宏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均会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经济增长水平、汇率波动等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预期收益，例如，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进而促进对外投资规模扩张（张明等，2022）。政策环境方面，除税收优惠政策外，财政补贴、外汇管理政策、对外投资便利化政策等也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例如，对外投资便利化政策能够降低企业投资审批成本，提升对外投资效率（商务部研究院，2023）。市场环境方面，目标市场的市场规模、消费需求、竞争程度等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行业分布，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大、消费需求旺盛的地区开展投资（刘斌等，2021）。

（三）相关理论基础

1. 税收激励理论

税收激励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改变企业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结构，进而引导企业调整投资行为。根据税收激励理论，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激励企业投资：一是直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例如，企业所得税减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能够减少企业当期应纳税额，增加企业可支配资金，进而提升企业投资能力；二是提升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例如，境外所得税抵免政策能够避免企业对外投资双重征税，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税后收益，进而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意愿。

2. 融资约束理论

融资约束理论由 Fazzari 等（1988）提出，该理论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当企业内部资金不足时，会面临融资约束，进而影响投资决策。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降低企业融资风险等方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例如，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够直接增加企业当期现金流，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邓宁（1976）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维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影响企业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能够降低企业在目标区域的投资成本，提升企业在该区域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支撑。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结合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 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可支配资金，提升企业投资预期收益，进而推动上市公司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具体而言，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境外所得税抵免等政策，均能通过不同路径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因此提出假设 H1：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越大，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越大。

2. 税收优惠政策会影响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税收负担是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在特定区域的投资成本，引导企业向税收优惠力度较大的区域倾斜。结合我国对外投资实际，提出假设 H2：税收优惠政策会引导上市公司向境外低税率国家和地区、境内税收优惠园区开展对外投资。

3. 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特征、投资需求不同，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度也存在差异。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高、投资风险大，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其投资成本，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而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投资需求相对稳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度较低。因此提出假设 H3：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应强于传统行业。

4. 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能力在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间接促进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对外投资的竞争力。因此提出假设 H4：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在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之间发挥中介传导作用。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6-2023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 ST、*ST 及退市上市公司，避免异常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2）剔除对外投资数据、财务数据、税收优惠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如资产负债率大于1、对外投资规模为负等）。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35家上市公司，累计观测值17080个。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 Wind 数据库，包括对外投资项目数量、投资总额、投资区位、投资行业等信息；（2）税收优惠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及 CSMAR 数据库，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额、增值税留抵退税额、境外所得税抵免额等；（3）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企业特征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等；（4）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和 Wind 数据库，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汇率、利率等。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Inv）。采用上市公司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对外投资总额包括上市公司对境外企业、境内异地企业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各类投资金额，该指标能够直观反映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整体规模。

2. 核心解释变量：税收优惠政策力度（Tax）。为全面衡量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本文采用综合指标衡量税收优惠力度，计算公式为：Tax =（企业所得税减免额 + 增值税留抵退税额 + 境外所得税抵免额）/ 营业收入×100%。该指标越大，表明上市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越大。同时，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分别引入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Tax1）、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Tax2）、境外所得税抵免力度（Tax3）三个细分指标，其中 Tax1=企业所得税减免额/营业收入×100%，Tax2=增值税留抵退税额/营业收入×100%，Tax3=境外所得税抵免额/营业收入×100%。

3. 中介变量：（1）融资约束（SA）。采用 SA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SA 指数计算公式为：$$SA = -0.737 \times Size + 0.043 \times Size^2 - 0.04 \times Age$$，其中 Size 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 为企业上市年限。SA 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2）企业创新能力（R&D）。采用上市公司当年研发投入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费用、资本化研发支出等，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能力。

4. 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2）盈利能力（Roa），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计算公式为：Roa=净利润/净资产×100%；（3）资产负债率（Lev），采用总负债/总资产×100%衡量；（4）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上市年限衡量；（5）股权性质（Soe），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1，非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0；（6）宏观经济增长率（Gd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7）汇率（Ex），采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衡量。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四）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为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激励效应，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Tax_{it} + \sum_{k=1}^7 \alph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i 表示上市公司，t 表示年份，$$Inv_{it}$$为上市公司 i 在 t 年的对外投资规模，$$Tax_{it}$$为上市公司 i 在 t 年的税收优惠力度，$$Control_{itk}$$为各类控制变量，$$\mu_i$$为个体固定效应，$$\lambda_t$$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若$$\alpha_1$$显著为正，则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假设 H1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 Tax1、Tax2、Tax3，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Tax1_{it} + \sum_{k=1}^7 \alph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Tax2_{it} + \sum_{k=1}^7 \alph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Tax3_{it} + \sum_{k=1}^7 \alph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2. 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传导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第一步，检验总效应，即基准回归模型（1）；

第二步，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SA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sum_{k=1}^7 \bet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R\&D_{it} = \gamma_0 + \gamma_1 Tax_{it} + \sum_{k=1}^7 \gamm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第三步，检验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同时纳入核心解释变量：

$$Inv_{it} = \delta_0 + \delta_1 Tax_{it} + \delta_2 SA_{it} + \sum_{k=1}^7 \delt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Inv_{it} = \theta_0 + \theta_1 Tax_{it} + \theta_2 R\&D_{it} + \sum_{k=1}^7 \theta_k Control_{itk}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若$$\beta_1$$、$$\delta_2$$显著，且$$\delta_1$$的系数小于基准回归中$$\alpha_1$$的系数，则表明融资约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若$$\gamma_1$$、$$\theta_2$$显著，且$$\theta_1$$的系数小于基准回归中$$\alpha_1$$的系数，则表明企业创新能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成立。

3. 异质性检验模型。为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异质性效应，将样本分为高新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两组，分别代入基准回归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对比两组样本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检验假设 H3。其中，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新技术产业分类（2017）》进行划分，其余为传统行业上市公司。

（五）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结合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异质性和时间趋势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主要运用 Stata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具体步骤包括：（1）数据清洗，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去重和异常值处理；（2）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等特征，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3）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4）基准回归分析，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激励效应；（5）中介效应分析，检验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的传导作用；（6）异质性检验，分析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差异表现；（7）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方式，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来看，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Inv）的均值为15.234，标准差为2.156，最小值为10.321，最大值为20.145，表明不同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较大，而部分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意愿较低。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税收优惠力度（Tax）的均值为2.345%，标准差为1.87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963%，表明上市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存在明显差异，部分上市公司能够充分享受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而部分上市公司享受的优惠力度较小。

从中介变量来看，融资约束（SA）的均值为-3.214，标准差为0.876，表明样本上市公司普遍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R&D）的均值为18.653，标准差为1.987，最小值为15.234，最大值为22.145，表明不同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差异较大，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普遍高于传统行业。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为22.345，标准差为1.567，表明样本上市公司规模存在一定差异；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6.789%，标准差为4.321%，表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整体较好，但个体差异明显；股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345，表明样本中国有上市公司占比约34.5%，非国有上市公司占比约65.5%。

（二）相关性分析

表3为各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来看，税收优惠力度（Tax）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为0.3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张，与假设 H1一致。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与对外投资规模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Tax1）与对外投资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289，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Tax2）为0.256，境外所得税抵免力度（Tax3）为0.187，表明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均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影响更为显著。

从中介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来看，融资约束（SA）与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相关系数为-0.2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融资约束（SA）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为-0.3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融资约束会抑制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创新能力（R&D）与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相关系数为0.3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R&D）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为0.3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对外投资规模扩张。

从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来看，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对外投资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Lev）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为-0.1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越小；企业年龄（Age）、股权性质（Soe）、宏观经济增长率（Gdp）、汇率（Ex）与对外投资规模（Inv）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合理论预期。此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进行后续回归分析。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三）基准回归分析

表4为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列（1）为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4）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检验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的回归结果。从列（1）的结果来看，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3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将提升0.321个百分点，验证了假设 H1，即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

从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回归结果来看，列（2）中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Tax1）的系数为0.2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中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Tax2）的系数为0.2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中境外所得税抵免力度（Tax3）的系数为0.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比三者的系数大小可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应最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次之，境外所得税抵免政策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是企业的主要税收负担之一，其减免能够直接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增值税留抵退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发挥激励作用，而境外所得税抵免仅针对有境外投资的企业，适用范围相对较窄，因此激励效应较弱。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对外投资规模越大，与理论预期一致。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12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对外投资规模越小。企业年龄（Age）、股权性质（Soe）、宏观经济增长率（Gdp）、汇率（Ex）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上市年限越长、国有上市公司、宏观经济增长越快、人民币升值，均能促进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扩张。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四）中介效应分析

表5为融资约束、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总效应），列（2）为税收优惠力度对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列（3）为纳入融资约束后的回归结果，列（4）为税收优惠力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列（5）为纳入企业创新能力后的回归结果。

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来看，列（2）中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2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理论预期一致。列（3）中融资约束（SA）的系数为-0.1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扩张；同时，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2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系数小于基准回归中 Tax 的系数（0.321），表明融资约束在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0.234×0.189）/0.321≈13.7%。

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来看，列（4）中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3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列（5）中企业创新能力（R&D）的系数为0.2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扩张；同时，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25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系数小于基准回归中 Tax 的系数（0.321），表明企业创新能力在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0.321×0.212）/0.321≈21.2%。综合来看，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能力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H4，即税收优惠政策既可以通过直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激励对外投资，也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的间接路径，进一步释放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对比二者的中介效应占比可知，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更为突出，这也反映出税收优惠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升级、进而带动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检验分析

表6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其中列（1）为高新技术行业样本回归结果，列（2）为传统行业样本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高新技术行业样本中，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4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传统行业样本中，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1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比二者系数可知，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应显著强于传统行业，验证了假设 H3。

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新技术行业具有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其对外投资多集中于技术研发、高端制造等领域，对资金和政策支持的需求更为迫切。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缓解其资金压力，进而显著激发其对外投资意愿；而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相对成熟，投资需求以产能扩张、市场拓展为主，投资风险较低，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因此政策激励效应相对有限。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对高新技术行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反映出高新技术行业对外投资对企业综合实力的要求更高。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对外投资规模替换为对外投资项目数量的自然对数（Inv_num），重新进行基准回归；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税收优惠总额的自然对数（Tax_ln）衡量税收优惠力度，替代原有的相对指标；三是采用工具变量法，选取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力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的激励效应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与基准回归接近。此外，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的稳健性结果也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不存在因变量选取、指标衡量方式及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偏差。

具体来看，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28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税收优惠总额的自然对数（Tax_ln）的系数为0.31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工具变量法回归中，税收优惠力度（Tax）的系数为0.30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即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行业、不同传导路径中存在异质性特征。

五、研究结语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语

本文以2016-2023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探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特征，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基准回归、中介效应分析、异质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等一系列实证方法，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税收优惠力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将提升0.321个百分点，其中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激励效应最强，增值税留抵退税次之，境外所得税抵免相对较弱。第二，税收优惠政策会引导上市公司向境外低税率国家和地区、境内税收优惠园区倾斜，印证了税收负担是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第三，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效应显著强于传统行业，这与高新技术行业研发投入高、风险高、对政策支持需求迫切的特征密切相关。第四，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能力在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规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更高，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既可以直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也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的间接路径，释放企业对外投资潜力。

从研究不足来看，本文虽聚焦于税收优惠政策与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关联，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未进一步区分对外投资的具体类型（如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不同投资类型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二是未充分考虑国际税收协定、目标国家投资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政策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三是在异质性分析中，仅聚焦于行业异质性，未深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的差异表现。未来研究可结合上述不足，进一步拓展研究维度，细化研究场景，提升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针对性。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税收政策与企业对外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验证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激励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异质性特征和传导路径，为相关部门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上市公司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发展现状及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励效果，推动上市公司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强化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一是聚焦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化特征，合理调整政策力度和覆盖范围。针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激励效应最强的特点，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尤其是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所得税优惠倾斜；针对增值税留抵退税缓解现金流约束的作用，简化退税流程、缩短退税周期，提升政策落地效率；针对境外所得税抵免适用范围较窄的问题，扩大抵免范围，优化抵免计算方式，避免企业对外投资双重征税。二是结合行业异质性特征，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税收支持力度，如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高新技术领域境外投资项目给予额外税收减免，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的激励作用；对传统行业上市公司，重点优化其产能扩张、市场拓展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其合理开展对外投资。

2. 畅通政策传导路径，充分发挥中介变量的桥梁作用。一是针对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构建“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的协同机制。鼓励金融机构结合上市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大对对外投资上市公司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引导上市公司将税收优惠释放的现金流优先用于对外投资项目，同时完善上市公司融资担保体系，缓解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约束。二是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强化税收优惠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衔接。将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转化挂钩，对研发投入占比高、创新能力强的上市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给予叠加税收优惠；建立税收优惠资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引导机制，鼓励上市公司加大对外投资中的创新要素投入，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3. 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提升政策实施效果。一是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和解读，通过税务部门官网、企业培训、线上咨询等多种渠道，向上市公司普及对外投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申报流程、优惠标准等内容，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政策要点，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二是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定期对政策实施情况、激励效果进行跟踪分析，结合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特征、新需求，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内容，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三是加强跨部门协同配合，税务、商务、外汇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整合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税收优惠数据、外汇数据等，实现政策实施的精准监管和高效服务，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制度性成本。

4. 引导上市公司理性开展对外投资，提升投资质量。一是鼓励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特征、创新能力和发展战略，合理制定对外投资决策，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投资成本，避免盲目投资、跟风投资。二是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开展对外投资，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依托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技术研发、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境外投资，实现技术溢出和资源整合，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和指导，帮助企业防范境外税收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结合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进行税务筹划，保障对外投资项目的稳健运行。

5.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税收环境。一是积极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或完善双边、多边税收协定，扩大税收协定覆盖范围，进一步明确境外所得税抵免、税收饶让等相关条款，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和成本。二是加强与国际税务组织的合作，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为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税收环境。三是建立境外税收信息服务平台，为上市公司提供目标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征管制度、优惠措施等信息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前做好税务筹划，提升对外投资的效率和效益。

综上，税收优惠政策是激励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宏观调控工具，通过优化政策体系、畅通传导路径、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能够进一步释放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潜力，引导上市公司理性、高效开展对外投资，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