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关键词,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推动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的核心支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不同区域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基础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不仅体现在本区域,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群体,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强化空间溢出效应的可行性建议,既能为各区域制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提供参考,又能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核心设施的布局不断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化水平持续提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5G基站总数达到380万个,实现全国乡镇及重点行政村全覆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12.8%,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具有跨区域、强渗透、高协同的特点,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要素配置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南北区域在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特征,进而使得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日益凸显,核心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优势不仅能推动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等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那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何?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哪些差异?如何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以强化其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这都是本文分析并研究的问题。
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丰富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还能为各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数字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赋能作用,或是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或是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创新发展的影响。具体来看,相关研究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直接推动本区域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部分研究关注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关联性,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和扩散效应,能够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进而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溢出影响。相关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能够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溢出效应较弱,甚至存在“虹吸效应”,导致要素向核心区域集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还有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同类型出发,分析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溢出效应,认为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远高于传统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更有效地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强化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差异会导致溢出效应的传导效率存在明显区别。
综上所述,目前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初步分析,而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尤其是对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的系统性研究不足。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以现有文献资料为基础,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理论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实证分析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挖掘影响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进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既能为各区域制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提供参考,又能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形成。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剔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研究期间为2020-2025年,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及各省市统计公报。本次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结合空间计量方法,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研究设计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D)。采用熵权法从经济发展质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五个维度选取12个具体指标,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计算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DI)。选取5G基站数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数据中心算力规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业人员数四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结合相关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GDP)、产业结构(IS)、人力资本(HC)、政府干预程度(GI)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4. 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以各省份省会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衡量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所需的空间权重矩阵。
本次研究共收集30个省份6年的面板数据,共计180个观测值,所有数据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经检验,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可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D)的均值为0.42,标准差为0.18,最大值为0.87(北京市),最小值为0.21(甘肃省),表明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DI)的均值为0.38,标准差为0.22,最大值为0.91(广东省),最小值为0.15(贵州省),说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东部发达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高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GDP)的均值为11.26(对数形式),标准差为1.03,表明各省份经济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IS)的均值为0.58,标准差为0.09,最大值为0.79(上海市),最小值为0.41(黑龙江省),说明东部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高于中西部省份;人力资本(HC)的均值为0.35,标准差为0.16,反映出各省份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政府干预程度(GI)的均值为0.47,标准差为0.13,表明不同省份的政府干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验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对其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20-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Moran's I指数检验结果
年份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Moran's I | P值 |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HQD)Moran's I | P值 |
|---|---|---|---|---|
2020 | 0.321 | 0.002 | 0.287 | 0.005 |
2021 | 0.356 | 0.001 | 0.312 | 0.003 |
2022 | 0.389 | 0.000 | 0.345 | 0.001 |
2023 | 0.423 | 0.000 | 0.378 | 0.000 |
2024 | 0.457 | 0.000 | 0.411 | 0.000 |
2025 | 0.489 | 0.000 | 0.446 | 0.000 |
由表1可知,2020-2025年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HQD)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P值均小于0.01,表明我国各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省份,其周边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周边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呈现出“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后续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
(四)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Hausman检验和LR检验,最终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作为本次研究的基准模型,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Z值 | P值 |
|---|---|---|---|---|
常数项 | 0.123 | 0.035 | 3.514 | 0.000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 | 0.387 | 0.052 | 7.442 | 0.000 |
空间滞后项(W×HQD) | 0.245 | 0.061 | 4.016 | 0.000 |
经济发展水平(GDP) | 0.213 | 0.048 | 4.438 | 0.000 |
产业结构(IS) | 0.189 | 0.053 | 3.566 | 0.000 |
人力资本(HC) | 0.156 | 0.042 | 3.714 | 0.000 |
政府干预程度(GI) | 0.098 | 0.039 | 2.513 | 0.012 |
R² | 0.826 | - | - | - |
LogL | 289.56 | - | - | - |
LR统计量 | 67.89 | - | - | 0.000 |
从表2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R²为0.826,LogL值为289.56,LR统计量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能够较好地解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的系数为0.38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直接推动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每提升1个单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提升0.387个单位。这是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直接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滞后项(W×HQD)的系数为0.2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推动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本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会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产业协同等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共进。
3. 控制变量的影响符合预期。经济发展水平(GDP)的系数为0.21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基础越好的区域,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IS)的系数为0.18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HC)的系数为0.15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政府干预程度(GI)的系数为0.09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适度的政府干预能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
区域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系数 | 空间滞后项(W×HQD)系数 | R² | P值 |
|---|---|---|---|---|
东部地区 | 0.421*** | 0.312*** | 0.879 | 0.000 |
中部地区 | 0.356*** | 0.223*** | 0.815 | 0.000 |
西部地区 | 0.289*** | 0.156** | 0.768 | 0.001 |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3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 直接效应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系数(0.421)最大,中部地区次之(0.356),西部地区最小(0.289),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充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更好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发挥更强的直接赋能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人力资本不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赋能作用受到一定限制。
2. 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0.312)最大,中部地区次之(0.223),西部地区最小(0.156),且东部、中部地区在1%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推动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协同等方式,对周边区域产生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区域间协同机制不完善,其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辐射带动能力有限。
综上分析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其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最为显著,能够有效推动本区域和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次之,能够发挥一定的直接赋能和辐射带动作用;西部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不足。
四、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空间溢出效应的对策建议
1. 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施策、梯度推进”原则,完善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体系。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实施数字基建补短板行动,重点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覆盖,缩小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差距。同时,强化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引领作用,推动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辐射转移,促进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2.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升直接赋能效应。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东部地区重点推进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产业发展高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中部地区聚焦特色农业、装备制造等产业,建设智慧农业、工业数字化支撑体系,提升产业发展质量;西部地区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发展智慧文旅、数字乡村等特色产业,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激活区域发展潜力。
3. 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强化空间溢出效应传导。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搭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平台,建立数字技术帮扶、资源共享、产业协作长效机制。推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建立数字人才对口支援机制,鼓励东部地区数字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输出技术、平台与服务。建设区域性数字要素交易中心,完善数据共享标准与技术规范,推动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降低区域交易成本,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的传导效率。
4. 优化要素配置,夯实空间溢出效应基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数字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提升各区域数字人才储备水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数字人才短缺问题。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各区域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为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产业支撑。适度强化政府干预,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5. 分类施策推进区域发展,破解区域差异难题。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策略。东部地区重点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高端化、智能化水平,强化其核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中部地区重点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协同合作,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的传导能力;西部地区重点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配套设施,培育数字产业,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能力,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既能直接推动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等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弱;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程度等因素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优化这些要素配置能够进一步强化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视角较为创新,将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系统探究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为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未包含港澳台地区,且研究期间为2020-2025年,样本范围和研究周期有限,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产生一定影响;其次,本文选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设施方面,对软件设施(如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服务水平等)的考量不足,未能全面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最后,本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较为简略,未能深入探究不同传导路径的差异化影响。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将港澳台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延长研究周期,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二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增加软件设施相关指标,全面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三是深入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技术扩散、要素流动、产业协同等不同传导路径的作用机制和差异化影响;四是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进一步细化区域差异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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