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支撑。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深度融合、促进数字要素高效流动，有利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配置效率偏低等难题，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具备一定的数字基础和产业积淀，数字要素市场初步形成，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区域、各产业的应用逐步深化，但仍面临数字要素流动壁垒明显、人工智能赋能不均衡、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本文理清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构建模式进行研究，并总结归纳出主要构建模式类型，同时探讨了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化特征。

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自2020年以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导向，而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核心要素——数字要素的高效流动的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成为破解区域发展瓶颈、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字要素有序流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打破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和要素约束，重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模式。我国区域经济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逐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尽管存在着数字要素流动壁垒突出、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明显、人工智能赋能水平不均衡、产业链协同不足等问题，但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目前，国内对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领域，仅限于数字要素配置效率、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数字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尽管也有部分研究涉及两者融合的初步探索，但是总体来看，这部分研究文献数量较少，而且缺乏系统性成果，尤其是结合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双重背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模式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针对不同区域类型的差异化构建路径研究仍存在空白。本文理清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梳理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脉络，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构建模式进行研究，并总结归纳出模式类型，对照不同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落实不同构建模式的典型代表，同时探讨了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化特征，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一、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深度融合，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具备较为良好的数字基础和产业积淀，拥有一批数字产业集聚度高、人工智能应用成熟的区域，同时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和庞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与此同时，我国拥有雄厚的数字产业资本和技术储备，有实力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推动数字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国家及地方政府为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要素有序流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区域经济转型，先后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大力支持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要素市场培育。

为推进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各地纷纷举办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人工智能产业论坛等活动，展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计划和蓝图，向全国推介区域数字资源和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吸引国内顶尖数字企业、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参与区域发展建设，达成多个数字要素流动、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代表性项目签约落户，多个数字产业、人工智能品牌开始布局全国各区域。目前我国已经有长三角数字要素交易市场、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等多个大型数字经济项目签约落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

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签订战略协议，对区域数字经济规划发展、数字要素市场培育、人工智能产业落地进行全面指导和合作。为了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先后成立了数字要素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联盟等机构。目前，我国重点打造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等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品牌，树立行业标杆。当前，我国拥有丰富的数字资源和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区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态势初步形成，特色化、协同化发展格局逐步显现，发展潜力巨大。

（一）长三角区域发展情况

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人工智能应用最成熟的区域之一，也是数字要素流动最顺畅的区域。长三角区域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产业集聚度高，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相对较早的地区，数字要素流动集群态势初现。长三角区域的数字要素流动主要依托数字要素交易市场、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数据、技术、人才等数字要素跨省市流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各个领域，如其中的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集聚了百度、阿里、腾讯等一批顶尖人工智能企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智能硬件制造等领域；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以数字电商、大数据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标杆区域。

还有苏州数字产业基地、合肥人工智能产业园、南京数字经济集聚区等多个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载体。以上提到的产业载体均在首批获得官方认定的“国家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区”之列。在首批试点示范区中，又以长三角区域最为突出，一个区域就集聚了十多家重点产业载体，数字要素交易规模、人工智能产业产值均位居全国前列。2024年，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18%，数字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同比增长22%，人工智能产业产值突破1.2万亿元，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等九市，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数字要素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大湾区占地5.6万平方公里，按国际一流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标准打造，2019年至今，已建成5G基站超30万个、数据中心超200个、数字要素交易平台5个，形成了覆盖珠三角、辐射港澳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区域内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以高端化、国际化为特色，如华为、腾讯、大疆、格力等企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芯片研发、数字技术创新、跨境数字贸易等领域。

大湾区依托“一国两制”优势，推动数字要素跨境有序流动，建立了粤港澳数字要素跨境流动试点，简化数字要素跨境备案流程，推动数据、技术、人才等要素在粤港澳三地自由流动。同时，大湾区提供优质贴心的数字要素服务，配套数字要素交易、数据安全保障、技术咨询等完善的服务体系，并聚焦人工智能研发、数字经济创新等领域，引入国际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打造国际化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地。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要素跨境流动规模达800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出口额突破3000亿元，成为我国数字要素跨境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载体。

（三）京津冀区域发展情况

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拥有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资源，2021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提出建设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项目。京津冀区域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依托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天津的制造业基础、河北的数字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通过打破数字要素流动壁垒，挖掘和整合区域数字资源，做好统筹规划，连片发展，努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标杆。

北京市海淀区是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区域内集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深厚的科技创新底蕴，是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资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获得了“国家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授牌，是官方认证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标杆载体。中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保留了科技创新的核心优势，又融入了产业落地的实践元素。

中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作为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第一个精品试点，也是推动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重要代表，将带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政府加快区域内的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做好数字要素市场培育和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打造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品牌。2024年，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6.8万亿元，人工智能产业研发投入突破1500亿元，数字要素跨区域流动效率同比提升19%。

（四）成渝区域发展情况

成渝区域包括四川省成都市和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拥有10多公里的数字经济产业带，数字基础设施得天独厚，是我国西部地区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稀有资源。成渝区域有我国首个跨区域数字要素协同发展项目——成渝数字要素交易中心，依托这一项目打造我国西部地区首个“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以数字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理念，激活区域数字资源，盘活区域闲置数字要素，推动数字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

成渝数字要素交易中心由成渝两地100多家数字企业共同参与建设，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制度设计，推进“数字要素一体化交易”模式，形成“一地注册、两地交易、全域流通”的特色数字要素流动产品，打造我国西部地区数字要素交易标杆。结合成渝地区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特色，推动数字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打造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典型代表。2024年，成渝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4.2万亿元，数字要素交易规模突破500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渗透率达35%。

（五）长江中游区域发展情况

长江中游区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被誉为我国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这里有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中部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资源丰富，涵盖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富含多种有益于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近年来，长江中游区域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盘活区域数字资源，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区域拥有连片的数字产业园区，区域内背靠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独特的科技创新资源，具备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条件。2022年，长江中游区域引入“中部数字要素协同发展”项目，打造长江中游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作为中部地区首批数字经济试点率先启动。按照规划，长江中游区域数字经济项目由三省共同出资、协同推进，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打造成集数字要素交易、人工智能研发、数字产业落地于一体的特色产业片区。

2023年，在武汉举行了一场数字经济创新设计展，围绕长江中游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包装设计，涵盖区域数字经济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要素流动、人工智能应用四大方面，部分设计方案已成为该产业片区的重要发展指引。目前该片区的数字经济项目建设计划推进稳步有序，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2024年，长江中游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3.5万亿元，人工智能产业产值突破6000亿元。

（六）东北区域发展情况

东北区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我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我国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试点区域。东北区域是目前我国老工业基地数字转型规模最大的区域，由三省与国内顶尖数字企业、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共同合作，携手打造我国北方第一个数字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的特色品牌——东北数字产业转型示范区。东北数字产业转型示范区将建有数字技术研发中心、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数字要素交易分中心、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基地，以及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基地，未来还将引进更多数字产业项目、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数字服务企业等。

这里融合了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协同发展的理念，将东北数字产业转型示范区打造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成为我国老工业基地数字转型的示范点。东北数字产业转型示范区将分三期建设开发，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已经完成一期产业招商，目前正全面吸引数字企业和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入驻，共同建设和运营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项目。2024年，东北区域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率达4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2.8万亿元，人工智能技术在装备制造、农业等领域的应用逐步深化。

（七）西北区域发展情况

西北区域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是我国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省内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拥有独具特色的数字产业基础，是推动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西安高新区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区域内数字产业园区布局合理，呈现出典型的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保存了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资源。

2022年，西北区域与华为、阿里等数字企业签订投资协议，共同打造西安数字经济产业基地，项目占地总面积约150亩，打造集数字要素流动、人工智能研发、数字产业落地相结合的特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形成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等为内涵的数字产业高地。2024年，西北区域与腾讯、百度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兰州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兰州人工智能产业园围绕西北区域产业特色进行数字赋能，融入人工智能技术，保留其传统产业优势，同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该项目在原有产业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融入现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创新元素。西北区域两大数字经济项目将形成带动效应，推动西北区域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取得新的突破，2024年，西北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数字要素流动规模同比增长25%，人工智能产业在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应用逐步拓展。

二、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模式归类

根据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结合数字要素流动方式、人工智能赋能路径、区域协同模式等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要素自发流动型、政府引导推动型、企业主导联动型，并提出了协同共建型。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整合线下的闲置数字资源和技术要素，让它们以更高效的方式配置到各个产业、各个区域，实现价值最大化，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的典型表现形式。综上所述，本文就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模式进行4种类型归类，分别为自主发展模式、政府引导模式、品牌联动模式、协同共建模式，并分析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类型。

（一）自主发展模式

自主发展模式主要为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自主推进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可分为内生驱动型和外生带动型两种。内生驱动型是指区域依靠自身的数字资源、科技创新能力，自主推动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外生带动型的区域大都位于经济发达地区或数字产业基础较好的区域，依托周边核心城市的数字产业辐射，推动自身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自主发展模式的区域大多利用自身的数字资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数字要素的自发流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初步应用，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数字要素优化配置。这类型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自主性强，但同时存在数字要素流动效率偏低、人工智能赋能不均衡、产业协同不足等问题。自主发展模式在我国当下属于较为常见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区域数字基础薄弱，目前我国采用自主发展模式的区域规模比较小，主要集聚在数字经济基础相对发达的区域，譬如长三角区域的部分中小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卫星城市等区域。

这类型区域并不将数字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唯一核心，数字经济仅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辅助方式，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应用也以基础层面为主，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特色，所以竞争力也较为一般。目前我国自主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当属长三角区域的苏州、无锡等城市，以数字制造业为特色，依托自身制造业基础，推动数字要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二）政府引导模式

采用政府引导模式的区域多为依托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或政策优势，在政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支持下，推动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性强，形成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格局。通常这类型的区域会巧妙利用当地独具特色的产业基础和政策优势，结合周边数字资源、人工智能技术、人才资源，搭配当地的产业特色，提高数字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效果，使数字经济不只是单一的产业形态，还能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满足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元需求。

政府引导模式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出台专项政策，引导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吸引数字企业和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入驻；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与数字企业、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数字要素市场培育和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把当地企业和人才吸收到数字经济发展项目当中，保持区域数字经济的本土特色。还有一种大型数字经济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导，统筹区域内的数字资源和基础设施，对整个区域的数字要素流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进行统一改造和提升，统一规划管理。

目前，我国的多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多以政府引导模式为主，包括比较有名的包括京津冀区域、成渝区域、长江中游区域等，其中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模式的数字经济项目，由政府统筹规划，推动三地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要素自由流动、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

（三）品牌联动模式

伴随着数字经济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各区域对高品质、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和人工智能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如今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向着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品牌联动模式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的新趋势。品牌联动模式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品牌合作，输出统一的数字技术标准、数字要素流动规范和人工智能应用模式，当各区域频繁看到某一个数字品牌或人工智能品牌的合作落地，产生品牌集聚效应，将会刺激区域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同时，品牌化的运作可以与各区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降低数字要素流动成本和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成本，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效率。近年来越来越多区域开始选择品牌联动模式，有些区域选择加入为中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品牌集群平台，有些区域选择结盟大型数字企业和人工智能品牌，降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成本，提升区域数字经济竞争力。有些数字品牌和人工智能品牌直接投资经营，在各区域布局产业项目，不设加盟模式。

通过国内数字经济企业官网进行网络搜索，发现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区域加盟了华为、阿里等数字品牌，分别为位于成渝区域的成都、重庆，以及位于长三角区域的杭州、苏州等城市。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采取品牌联动模式的区域集群则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等城市。华为、腾讯等数字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了多个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和数字产业基地，形成了品牌联动、协同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提供了强大支撑。

（四）协同共建模式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跨区域数字要素协同流动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在国内兴起。协同共建模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一种新的组合模式，其核心是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数字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跨区域协同应用，并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相结合，共同组成差异化的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体系，吸引更多数字资源和人工智能技术向区域集聚。

我国目前贴近协同共建模式的主要是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其中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协同共建模式的典型代表，长三角四省市协同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分三期建设开发长三角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全面吸引各区域数字企业、科研机构和人才参与共同建设运营。政府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打破区域数字要素流动壁垒，推动数字要素在长三角区域自由流动，发挥数字企业的平台作用，将闲置数字资源转型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资产，带动形成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效应，有效实现区域互补的数字要素双向流动。

长三角区域在完成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数字要素市场培育后，吸引各地数字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建设，实现共创共享。各参与主体通过自身的技术和创意，改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共同打造多元化的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应用空间，打造数字要素交易中心、人工智能研发平台、数字产业合作基地等更多的协同发展载体。区域这种协同共建模式也更贴合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值得进行更深入而持续的关注。

三、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化特征分析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中，以高效化、协同化、智能化见长的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经济新格局的驱动作用愈发受到关注。纵观我国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经了三个时期，分别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初级形式、数字要素初步流动的发展形式及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深度融合的兴盛形式。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集聚化发展、差异化发展以及融合化发展的演化特征。

（一）集聚化发展

我国本身的数字资源及科技创新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近年来，我国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要素市场培育，大量数字产业园区和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在现有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下，重点打造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等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片区，逐步形成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集聚区。当前，我国区域数字经济特色化、集聚化发展态势初步形成。形成连片集聚效应，才能更好的促进数字要素流动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数字经济集聚态势初现，长三角区域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相对较早的地区，也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片区，包括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区、苏州数字产业基地、合肥人工智能产业园等多个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载体，各有特色。其中，我国首批20家获得官方认定的“国家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区”，长三角区域独占了8家，数字要素流动规模、人工智能产业产值均位居全国前列，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带动了区域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差异化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追求个性化和特色化，积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有别于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忌讳千篇一律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我国区域经济特色突出，不同区域的数字基础、产业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为区域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区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可以支撑特色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各区域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牢牢做到了差异化发展，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突出区域数字经济特色和发展优势，这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拥有一大批具有区域特色、产业基础雄厚、数字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差异化特征明显的区域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盘活区域数字资源，让各区域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成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依托，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品牌。譬如长三角区域以数字要素协同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为特色，依托自身科技创新优势，推动数字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标杆；粤港澳大湾区以数字要素跨境流动和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为特色，依托对外开放优势，推动数字要素跨境有序流动，打造国际化数字经济高地。

目前，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特征明显，主要表现在依托区域比较优势，打造特色数字经济产业，但缺乏区域间的差异化协同，部分区域存在同质化发展现象，数字要素流动的互补性不足。未来可以从各区域自身特色入手，强化区域间的差异化协同，优化数字要素流动布局，增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例如结合各区域的产业特色，推动数字要素向优势产业集聚，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特色产业中的应用，与区域周边的数字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相融合，增加区域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的竞争力。

（三）融合化发展

我国的数字资源和产业资源丰富，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我国各区域借助自身丰富的产业资源和数字资源，逐步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方向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指以数字要素为核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数字要素配置、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发展乃至服务当中，处处体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丰富多彩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各个领域，搭建起数字赋能实体经济转型的平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入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坐落在长三角区域的苏州数字产业基地，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制造业，开设了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试点，增加了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体验场景。成都数字经济产业园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多体现在产业升级上，园区内的数字企业与当地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处处彰显其数字赋能实体经济的魅力。西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深入挖掘当地制造业、农业等产业资源，让广大企业既能借助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又能体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

越来越多的区域深挖自身的产业资源和数字资源，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从数字技术进产业到数字技术融产业，各区域在数字要素配置、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升级上融入更多的数字元素，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注重实践及应用的数字技术服务、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甚至可以打造区域独有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色模式。

四、总结

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入快速成长期，是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抓手，成为新的亮点。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流动深度融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的重要支撑。我国各区域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可以支撑特色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做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要素深度融合，促进数字要素高效流动，不但能提升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更能带来巨大的经济附加值，还能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