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国内价值链重构与区域协调发展核心理论，选取2015—2023年为研究周期，依托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及各省市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数据，聚焦国内制造业、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探究其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外围跨区域转移的特征、规律及空间效应。研究立足产业梯度转移、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生命周期三大核心理论，阐释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内在驱动力与主要发展模式，构建产业转移与区域格局演化互馈模型。同时，将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划分为成本、市场、政策、集聚四大驱动类型及十二项细分维度，搭建完善的动力机制评价体系。通过量化分析产业转移规模、转移路径与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关系，总结产业转移阶段性特征，区分不同承接区域产业集聚模式、传统与新兴产业转移的差异化规律。基于研究结论，结合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国内产业链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对策。研究成果能够为各级政府把握产业转移内在规律、出台差异化产业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参考，助力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提升全国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格局；产业链重构；跨区域转移；区域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协调发展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核心路径，伴随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度变革，区域发展核心矛盾发生结构性转变。当前，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提速、用地用工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亟需承接优质产业转移、培育内生增长动力，与此同时，产业链跨区域优化布局面临要素流动不畅、区域同质化竞争、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等突出问题，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针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矛盾，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及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提出，要引导国内产业有序转移，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体系完整的工业链条，但产业链空间布局存在结构性困境，沿海地区产业空心化风险与内陆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为国内产业链重构、产业跨区域转移带来全新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产业转移是重塑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核心动力，其本质并非企业生产成本的简单空间平移，而是包含承接地配套能力升级、创新生态培育、转出地产业结构优化的系统性重构过程，最终实现区域分工协作优化、整体经济发展效率提升。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国内产业跨区域布局的信息成本、物流成本大幅压降，企业跨区域布局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移的规模、流向与模式，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扩容与税收提升，同时反向引导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优化调整。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精准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构建良性区域经济新格局，必须深刻把握产业转移内在机理，明确其驱动因素、空间规律与区域发展效应。本文以三大经典区域产业理论为支撑，构建产业跨区域转移与区域格局演化互馈模型，以2015—2023年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典型产业为研究样本，依托权威宏观与行业微观数据，系统剖析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驱动机制、路径模式与区域差异化特征，为各级政府精准施策、破解产业转移堵点痛点、完善区域营商与配套体系、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一、产业跨区域转移文献综述

产业跨区域转移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属于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国外学界普遍认为，产业转移是生产要素空间重新配置的核心过程，是企业适配区域成本变化、市场扩张需求与制度环境差异的战略性布局行为。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特指统一国内市场下，各地区要素禀赋、市场规模、政策支持、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引发的产业跨区域空间迁移的经济现象。

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重点强调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本地市场效应在产业集聚、扩散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沿海地区产业过度集聚后，会出现要素成本上涨、资源拥挤等负面效应，倒逼产业向内陆地区扩散，推动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动态演化。国内现有研究表明，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机制复杂多元，地区间劳动力、土地、环境规制等成本差异，是左右产业转移方向与规模的基础因素。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倒逼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外疏解，中西部地区低成本要素禀赋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优势，外资企业在华布局也整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扩散的趋势。

国内企业跨区域布局过程中，除成本因素外，地方财税优惠、用地保障、产业链配套基础是核心决策依据，而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体制性障碍等问题，会显著制约产业转移的顺畅推进。产业集聚相关研究指出，产业集群发育水平、供应链完整性、技能型人才储备等集聚经济要素，既能够吸引产业集聚落地，也会形成空间锁定效应，导致企业难以脱离原有产业集聚区。高端产业转移研究进一步表明，创新环境、知识溢出、专业化服务配套，是影响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跨区域布局的关键核心要素。

整体来看，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核心动机可归纳为四类，分别是成本节约、市场拓展、资源获取与战略布局。成本节约聚焦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压降；市场拓展以贴近内陆新兴消费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为核心；资源获取旨在便捷获取原材料、能源、专业技术人才等核心资源；战略布局是企业基于风险分散、抢占政策红利、优化全国产能布局的长远发展考量。结合转移机制差异，产业转移可划分为企业自发的市场扩张型、政府主导的政策引导型、核心企业带动的供应链重组型三类，不同转移模式的动力来源、布局特征、发展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现阶段国内外研究多基于经济学、地理学视角，依托各类经典理论阐释产业转移行为，实证研究集中于制造业整体及纺织、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国内学界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持续深化产业跨区域转移研究，研究维度从理论引介逐步拓展到规模测算、驱动机制实证、发展效应评估等多个层面。基于现有研究基础，本文聚焦2015—2023年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跨区域转移现象，系统剖析其驱动因素、空间路径与区域经济效应，丰富产业转移与区域格局重构的理论体系，为国内产业转移政策制定、生产力布局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提供现实依据。

二、产业跨区域转移理论基础

（一）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区域梯度发展概念融合形成的核心理论。该理论核心观点为，不同区域在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上存在客观差异，形成区域产业发展梯度层级。东部沿海高梯度地区具备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的先发优势，产业历经导入、成长阶段后，逐步进入成熟、衰退阶段，生产技术趋于标准化、市场需求趋于饱和、行业竞争聚焦成本优势，倒逼产业沿梯度层级向中西部低梯度地区转移。

企业布局呈现明显的阶段化特征，研发创新阶段集聚于高梯度地区，依托区域创新资源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标准化生产阶段为压降要素成本，将生产制造基地转移至低梯度地区。产业转移形成规模化后，会推动低梯度地区培育全新产业集群，提升区域产业发展层级，实现全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动态优化。而产业梯度转移的推进效果，主要取决于高低梯度区域的发展势差与要素流动的畅通程度。

（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为核心分析框架，明确运输成本、本地市场效应、集聚外部性是塑造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核心力量。产业空间集聚源于前后向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企业依托临近大市场降低销售成本、依托配套供应商压降中间品采购成本，形成集聚发展优势。

但产业集聚存在临界阈值，过度集聚将引发资源拥挤、要素成本攀升、市场竞争加剧等离心效应。伴随全国交通物流体系持续完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原有沿海集聚区位的保护优势逐步弱化，当产业扩散的离心力超过集聚向心力时，产业将从沿海核心区向内陆边缘区扩散。该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交通基建完善后，国内产业并未持续集聚于沿海，反而向中西部核心城市群、交通沿线城市梯度扩散的现实特征，为产业空间转移研究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三）区域生命周期理论

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类比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成熟、衰退、转型复苏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承接与外迁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成长期区域劳动力充足、要素成本低廉、市场发展潜力大，是产业转移的优质承接地；成熟期区域产业体系完善、市场趋于饱和、要素成本持续攀升，产业外迁压力持续增大；衰退期区域传统产业竞争力衰退，亟需承接新兴产业实现结构转型。

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本质，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动态匹配的过程。承接地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精准筛选适配的承接产业，规避落后产能承接、资源环境过载等问题；转出地需依托产业外迁腾出的要素空间，培育高附加值、创新型产业，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本文整合三大核心理论，系统阐释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成因、传导路径与空间发展结果，构建产业转移与区域格局演化互馈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收集

结合2015—2023年产业发展数据，电子信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是国内跨区域转移最活跃的三大产业门类。从转入格局来看，河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及重庆、陕西等西部省市，产业承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由于纺织服装细分行业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数据统一性不足，本文重点选取电子信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三大代表性产业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东部昆山、晋江等典型产业转出地，以及郑州、成都、合肥、南昌等中西部典型产业承接地开展案例分析，提升研究针对性与真实性。

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工信部产业转移指导公共服务平台、各省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研究周期为2015—2023年，累计收集整理三大产业跨区域转移相关地区—年度观测数据，剔除缺失、异常、重复样本后，保留有效观测数据372个、有效产业转移项目信息152条，累计涵盖产业投资、产能变化、区域GDP、产业结构、就业规模等核心指标千余项，数据信度与样本量能够支撑实证分析需求。

表1 产业跨区域转移相关数据来源及样本量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步骤

本文主要采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法与空间可视化分析法开展研究，具体研究步骤分为四部分。

1. 数据整理与抓取。依托Python工具，从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年鉴、行业公开平台整理2015—2023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用工薪资、工业用地价格、企业利润等核心指标，构建研究数据库。

2. 数据检验处理。运用Stata17.0统计软件对面板数据开展平稳性、信度效度检验，所有核心指标信度系数均大于0.7，数据稳定性、可靠性良好，满足实证分析标准。

3. 变量分类归纳。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与产业转移实际特征，筛选、归类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核心变量，搭建系统化的驱动因素评价体系。

4. 空间对比分析。以东部转出地、中西部承接地为核心分类维度，通过空间可视化方式呈现产业转移路径、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对比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转移差异化效应。

四、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与区域经济新格局研究

（一）产业跨区域转移动力机制分析

结合三大核心理论与2015—2023年国内制造业转移实践，可将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归纳为四大核心类型，分别为成本梯度驱动、市场拓展驱动、政策引导驱动、集聚关联驱动，各类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与影响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1. 成本梯度驱动。该因素是产业转移的初始核心动力，72.3%的转移项目案例与68.5%的企业调研反馈表明，东部地区用工、用地成本大幅上涨是倒逼产业外迁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东部沿海制造业年均工资为中西部地区的1.6—2.1倍，工业用地价格差距更为悬殊，叠加东部地区环保标准持续收紧、排污成本攀升的影响，中西部低成本要素优势持续凸显，为产业转移提供核心动力。

2. 市场拓展驱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居民消费升级提速，连续多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于东部地区，汽车、家电、电子信息等终端产品消费市场持续扩容。39.6%的转移案例显示，企业通过将生产基地布局中西部，能够贴近终端消费市场，缩短供应链响应周期，降低物流配送成本，提升市场响应效率。

3. 政策引导驱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地方招商政策，是推动产业有序转移的关键支撑。54.2%的转移项目依托中西部地区税收减免、用地补贴、标准厂房配套等优惠政策落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三角产业疏解等国家战略，以及跨区域飞地经济、园区共建等地方创新模式，有效引导产业定向转移、集聚布局。

4. 集聚关联驱动。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人才储备条件，是决定产业转移落点与存续质量的核心因素。18.7%的转移案例表明，企业布局决策高度关注区域产业链完整性、物流通达性与技能型人才供给，成渝、长江中游、中原等城市群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基础设施，能够形成集聚吸引力，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转移、集群发展。

表2 产业跨区域转移驱动因素与区域格局响应类型

（二）产业跨区域转移路径与区域格局分析

结合全国产业转移布局规划与空间数据分析结果，2015—2023年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整体呈现东部放缓、中部崛起、西部亮点、东北调整的格局特征，转移核心领域集中于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行业，同时带动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同步布局转移，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转移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化。

1. 不同区域承接产业转移与格局变化分析

（1）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对供应链响应效率、基础设施稳定性、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是本轮产业转移中规模最大、集聚效应最突出的新兴产业。从承接格局来看，成渝地区、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承接区域，分别占据该行业转移总投资额的28.6%、23.5%、18.9%。产业转移以“整机+代工+零部件”链式协同转移为核心模式，形成完整本地化产业链体系。其中，郑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数百家电配套企业，建成全球核心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成都、重庆聚焦笔电、智能终端、平板显示领域，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产业转移有效推动承接地经济增长，区域GDP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3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显著提升，郑州市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占比从2015年12.3%提升至2023年26.7%。

（2）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转移以龙头企业产能扩张、分厂布局为主要模式，集中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细分领域。核心承接区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及中原与山东半岛城市群交叉区域，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规模占比达31.2%。该产业转移核心特征为依托原有工业基础、贴近终端消费市场布局，安徽省依托传统家电产业基础，承接长三角家电及装备制造产能，实现从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制造基地的转型，家电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装备制造业的迁入，有效提升了中西部承接地的资本积累水平与技术吸收能力，推动区域制造业高端化升级。

（3）纺织服装业

纺织服装业属于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敏感度最高，是转移时间最早、布局范围最广的传统产业。承接区域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江西、安徽县域及广西、贵州等劳动力资源富集地区。转移模式以“骨干企业+卫星工厂”“专业市场+加工集群”为主，企业将裁剪、缝制等劳动密集型工序向中西部县域转移，依托本地富余劳动力压降生产成本。产业转移有效推动东部沿海纺织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推动中西部县域工业化进程，形成全新的传统产业集聚基地。

2.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差异分析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要素密集度、价值链层级、配套需求上存在本质差异，使得两类产业的转移路径、布局格局、承接要求呈现明显二元分化特征。

（1）新兴产业转移特征

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承接地人力资本、产业配套、创新生态要求极高，转移路径呈现蛙跳式集聚特征，仅布局于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的中西部核心城市群。调研数据显示，76.8%的新兴产业转移企业将人才可获得性作为核心布局决策因素，高度依赖区域高校、职业院校的人才供给。同时，新兴产业要求承接地具备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与创新载体，对研发补贴、人才政策、标准化产业载体等高端要素政策敏感度更高，最终形成“新兴产业向中西部核心城市高新区集中集聚”的布局格局。

企业调研访谈显示，电子信息企业落地中西部核心城市，除成本优势外，更看重本地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体系，能够进一步压降物流与协作成本；地方政府的稳定营商环境、人才保障服务，是企业长期扎根发展的核心考量。

（2）传统产业转移特征

以纺织服装、基础材料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核心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与充足土地资源，对高端配套、创新生态要求较低，转移路径更为分散，能够深度渗透中西部县域经济。中西部县域用工成本仅为东部的50%—70%，劳动力供给充足，且土地指标、环境容量更为宽松，能够适配传统产业大规模用地、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需求。

传统产业转移有效激活了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问题，部分区域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环境监管压力增大等隐患，亟需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五、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23年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跨区域产业转移现象为研究对象，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重点产业，通过数据实证与空间分析，得出三大核心结论。

1. 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形成多元协同的动力机制体系。成本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的初始触发动力，用工、用地、环保成本的区域落差倒逼东部产业外迁；市场拓展、政策引导、集聚关联是决定产业转移落点、规模与集聚水平的核心支撑动力，四类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国内产业转移的整体格局。

2. 产业转移形成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整体呈现“新兴产业集聚核心城市群、传统产业扩散县域区域”的二元空间结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三大城市群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的核心承接载体，承接区域产业层级、经济增速、产业链分工地位显著提升；中西部县域及普通地级市成为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有效激活县域经济活力，但存在配套不完善、发展质量偏低等问题。

3.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转移规律差异显著。新兴产业属于技术、资本、人才密集型产业，转移呈现蛙跳式集中布局，对区域创新生态、产业链配套、高端人才储备要求严苛；传统产业属于劳动、土地密集型产业，转移布局分散、下沉县域特征明显，侧重依托低成本要素与环境容量，两类产业的差异化转移特征，对区域产业承接、政策适配提出了不同要求。

（二）发展建议

立足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结合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与空间格局特征，针对当前产业转移中的痛点与短板，从产业分类发展、区域协同、生态管控、政策保障等维度提出优化对策。

1. 精准定位新兴产业承接布局，打造差异化区域产业体系。国家层面引导中西部核心城市群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实现错位发展、规避同质化竞争。成渝地区重点聚焦电子信息与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深耕装备制造与光电信息产业，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力航空航天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优势互补的新兴产业空间格局。同时，支持承接地建设创新平台、中试基地与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产业从简单产能平移向创新能力协同升级转变。

2. 规范传统产业县域承接发展，推动绿色智能转型升级。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与生态环保联动机制，制定差异化环境准入清单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杜绝污染产业跨区域转移。引导县域工业园区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通过技改补贴、智能化改造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破解县域产业低水平发展难题。

3. 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破解产业落地生根难题。搭建国家级、省级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推广东部园区与中西部园区飞地经济、共建共享合作模式，实现税收、产值合理分配。推动地方政府从传统招商引资向营商生态构建转型，完善物流基建、公用配套、生活服务等软硬环境，提升产业、人才、企业根植性，解决产业转移“落地不生根”问题。

4. 构建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实现政策精准施策。搭建全国产业转移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常态化测算产业转移指数、产业链完整度指数、区域协同发展指数，精准把握产业转移动态趋势与区域发展短板。依托监测数据优化差异化区域产业政策，构建产业“转得出、接得住、长得好”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国内产业链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