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中国城乡区域经济格局。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含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创新能力、政策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区域经济差距，其中电商交易规模、移动支付普及率、农村物流覆盖率是关键影响因子。平台经济通过促进农产品上行、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三条路径发挥调节作用，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对平台经济的调节效应具有正向强化作用。研究结论为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平台经济；城乡区域经济差距；调节效应；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一、引言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供需双方，实现信息、商品、服务的高效匹配，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3.83万亿元，网络零售额13.79万亿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突破400万亿元。与此同时，城乡区域经济差距问题依然突出，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5倍，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约为2.1倍。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否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差距？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平台经济的区域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定量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平台经济能够打破地理空间限制，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欠发达地区产品和服务进入更广阔市场。有学者利用美国各州数据研究发现，电商平台渗透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零售额增长约0.35个百分点。另有学者基于欧盟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平台显著促进了跨区域贸易流动，缩小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发展差距。但也有学者指出，平台经济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导致资源和要素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国内学者对平台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部分学者认为平台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匹配效率、促进创新创业等途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学者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分析了平台经济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也有学者关注平台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农村电商发展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在实证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但专门针对平台经济调节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将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子集进行整体分析，缺乏对平台经济内部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平台经济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效应，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平台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数据可得性，从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创新能力、政策环境四个维度构建包含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础设施维度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移动电话基站数、农村快递营业网点数3个指标；市场规模维度选取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移动支付用户数3个指标；创新能力维度选取平台企业专利申请数、数字技术研发经费投入、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3个指标；政策环境维度选取省级政府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数量、数字政府建设指数、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3个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国家统计局官网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2013—2022年。

（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为客观反映各指标在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的重要性，采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熵值法基于数据离散程度确定权重，离散程度越大则权重越高。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 数据标准化处理。假设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为x_ij，由于各指标量纲和单位不同，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对于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X_ij = (x_ij - min(x_j)) / (max(x_j) - min(x_j))；对于负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X_ij = (max(x_j) - x_ij) / (max(x_j) - min(x_j))。标准化后的X_ij取值介于0到1之间。

2. 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省份的指标值比重：P_ij = X_ij / Σ_i X_ij。

3. 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E_j = -k Σ_i P_ij ln(P_ij)，其中k = 1/ln(n)，n为省份数量。

4. 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冗余度：D_j = 1 - E_j。

5. 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W_j = D_j / Σ_j D_j。

根据上述步骤计算，得到12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其中电商交易额权重最高为0.176，移动支付用户数权重0.158，农村快递营业网点数权重0.142，三者位列前三。平台企业专利申请数权重0.112，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权重0.095，移动电话基站数权重0.088，数字政府建设指数权重0.078，网络零售额占比权重0.05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权重0.045，数字技术研发经费投入权重0.032，省级数字经济政策文件数量权重0.028，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权重0.019。

（三）计量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Gap_it = α + β_1 Platform_it + β_2 X_it + μ_i + λ_t + ε_it

其中，被解释变量Gap_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城乡区域经济差距，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代理变量。核心解释变量Platform_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由前述熵值法计算得出。X_it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数）、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外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政府干预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力资本水平（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μ_i为省份固定效应，λ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平台经济的调节效应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方法，设置以下递归方程：

M_it = α + γ_1 Platform_it + γ_2 X_it + μ_i + λ_t + ε_it

Gap_it = α + δ_1 Platform_it + δ_2 M_it + δ_3 X_it + μ_i + λ_t + ε_it

其中M_it为中介变量，分别选取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反映农产品上行能力）、物流成本（单位GDP物流费用，反映交易成本）、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三个变量。

本文数据样本涵盖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2022年。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年度报告》及各省级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变量描述性统计显示，城乡收入比均值为2.58，最大值为3.56（甘肃省2013年），最小值为1.82（天津市2022年），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均值为0.325，标准差为0.187，表明区域间平台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核心影响，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42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平台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比呈显著负相关。逐步纳入各类控制变量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始终保持负向显著，最终纳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318，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平台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每提高0.1个单位，城乡收入比下降约0.032，相对于样本均值2.58下降约1.24%，充分说明平台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层面，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核心原因是人均GDP提升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弱化了差距缩减效果。城镇化率系数为-0.204，在5%水平上显著，城镇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吸纳农村人口、优化城乡资源配比，助力缩小城乡差距。产业结构系数为-0.187，在10%水平上显著，二三产业占比提升可创造大量农村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外开放度系数不显著，主要是各区域对外开放承接能力、收益分配存在明显差异，导致整体效应不突出。政府干预度系数为0.156，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传统财政支出的城乡精准适配性不足，对城乡差距的缩小效果有限。人力资本水平系数为-0.093，在10%水平上显著，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拉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二）中介效应分析

为厘清平台经济影响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开展检验，明确三条核心作用路径：

1. 农产品上行路径。平台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影响系数为0.478，在1%水平上显著。纳入中介变量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降至-0.27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系数为-0.089，在5%水平上显著，Sobel检验通过1%显著性检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5%。平台经济依托各类电商平台，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砍掉多层线下流通中间商，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提升农产品销售收益、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 降低交易成本路径。平台经济发展对物流成本的影响系数为-0.352，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平台经济可显著降低单位GDP物流流通费用。纳入物流成本变量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降至-0.291，物流成本系数为0.077，在5%水平上显著，Sobel检验结果显著，中介效应占比11.3%。平台经济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供需精准匹配等数字化技术，优化物流配送路径、整合流通资源，大幅降低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交易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提升农村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3. 优化资源配置路径。平台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系数为0.314，在5%水平上显著。纳入劳动力转移变量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降至-0.285，农村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105，在5%水平上显著，Sobel检验通过5%显著性检验，中介效应占比10.7%。平台经济催生网约配送、在线服务、内容电商、乡村直播等大量灵活非农就业岗位，有效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村劳动力从低收益农业部门转向高收益非农部门，提升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市场环境差异显著，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三大区域开展分组回归，检验平台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1. 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0.256，在5%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平台经济产业成熟、城乡发展基础均衡，城乡原有经济差距较小，因此平台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边际效应相对最弱。

2. 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0.408，在1%水平上显著，为三大区域中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兼具区位、劳动力、农产品资源优势，近年来电商助农、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农产品上行通道畅通，平台经济对激活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赋能效果最为突出。

3. 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0.293，在5%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传统交通区位短板突出，但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平台经济有效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依托直播电商、特色农产品线上外销等模式，盘活西部特色资源，显著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效应介于东部与中部之间。

整体来看，平台经济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效应并非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线性递增，而是在中等发展水平的中部地区发挥最大效用，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四）调节效应的强化因素：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

为进一步挖掘平台经济调节效应的赋能条件，本文引入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作为调节变量，以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为代理变量，构建交互项模型开展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平台经济与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为-0.094，在5%水平上显著，证明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对平台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强化作用。核心机制在于，高水平的数字政府能够打通城乡数字服务壁垒，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红利向农村、欠发达地区精准传导。一方面，数字化政务服务简化农村经营主体、农户参与平台经济的流程，降低数字参与门槛；另一方面，政务数据共享能够提升助农政策、数字扶持政策的精准性，同时通过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村主体数字素养和平台运营能力，全方位激活平台经济的城乡均衡发展赋能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维度平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结合熵值法、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实证检验平台经济对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效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核心结论如下：

1. 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差距。平台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每提升0.1个单位，城乡收入比平均下降1.24%，其中电商交易规模、移动支付普及率、农村物流覆盖率是影响城乡差距收敛的三大核心关键指标。

2. 平台经济通过三条稳定路径发挥均衡调节作用。分别为拓展农产品上行销售渠道、降低城乡市场交易与流通成本、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推动农村非农就业，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依次为14.5%、11.3%、10.7%。

3. 平台经济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收敛效应呈现“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的特征，中等发展水平区域的平台经济均衡赋能边际效益更为突出。

4. 政府数字化治理存在正向强化作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效放大平台经济的城乡差距收敛效应，是平台经济红利高效释放的重要配套条件。

（二）政策建议

1. 加快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推进农村宽带、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与提质升级，重点补齐偏远乡村数字基建短板。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与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建制村快递服务全覆盖，降低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引导头部平台企业下沉农村市场，延伸服务网络，降低农村主体参与数字平台经济的门槛。

2. 推动农产品上行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构建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与电商分级标准，规范线上农产品交易品质。培育区域特色农产品公用品牌，依托电商平台开设特色专区、开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赋能。加大农村电商人才扶持力度，为返乡创业人员、乡村电商带头人提供技能培训、创业补贴与贷款支持，壮大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3. 实施差异化区域平台经济发展策略。东部地区聚焦平台经济创新升级，重点发展工业电商、生活服务电商、数字服务业新业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中部地区持续巩固农产品上行核心优势，打造区域性电商物流枢纽，放大城乡均衡发展赋能效应。西部地区立足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电商+特色农产品”“电商+文旅”融合模式，依托平台经济突破地理区位限制，激活乡村经济活力。

4. 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平台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共享互通，提升数字化治理精准度。简化平台企业市场准入、经营审批流程，构建适配平台经济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体系。将农村数字技能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数字运营、线上销售、智能设备使用等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5. 完善平台经济收益分配与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平台经营主体议价机制与权益保护制度，规范平台收费标准，杜绝平台垄断、恶意压价等行为。鼓励平台企业出台助农惠农政策，下调农村商户佣金，设立乡村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完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将网约配送、乡村直播、线上服务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保障农村平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平台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未纳入平台数据安全、跨境平台发展、平台监管水平等维度，指标体系仍有优化空间；二是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部分遗漏变量，作用机制可进一步细化；三是未深入探究平台经济的长期动态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平台经济评价体系，细化细分业态的异质性影响，深入探究平台经济跨区域溢出效应及长期动态演化规律，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与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