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在全国县域经济版图中，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成为挖掘县域发展潜能、激发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命题。本文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主要成效及面临的问题，探讨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能级跃升，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升级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县域经济；特色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县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3年我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6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超过44%，县域常住人口达7.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2.5%。县域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在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传统县域产业发展模式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加剧等突出矛盾。由此，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表明，自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县域地区一直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禀赋的特色发展路径。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科技引领、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新发展理念逐步贯穿县域经济实践，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集群”（cluster）一词源于产业经济学，其内涵是指特定区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及相关机构在地理上集聚而形成的产业组织形态。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他从外部经济角度阐释了产业集聚的成因与效益。随后，迈克尔·波特将产业集群纳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使集群概念得到广泛运用并传入中国。作为覆盖全国1866个县（市）、工业增加值超过全国三分之一的重要产业载体，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进程。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下，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要素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融合，发挥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能够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关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学界研究日益丰富。例如，王缉慈等对于不同区域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研究，金碚等人运用实证方法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贺灿飞等人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机制。学者们带着新质生产力的视角，从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等不同维度探索了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现存问题与发展路径。本文试图以新质生产力为背景，从全要素视角出发，探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基础、现实状况、主要问题与升级策略。

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概况与主要成就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重要的经济地位。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凭借资源禀赋与市场机遇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研究其发展历程与现实成就，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一）历史概况

得益于自然资源禀赋与地方人文传统，我国县域地区自古以来便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业与商贸集聚地。浙江义乌的“货郎担”传统、福建晋江的制鞋业根基、广东顺德的家电制造雏形，均可追溯至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然而，受制于体制环境与交通条件，这些特色产业长期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状态，地区之间要素流动不畅，产业关联度较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完善，人们开始意识到县域特色产业联动发展的巨大潜力，于是“产业集群”的概念逐渐进入政策视野与实践议程。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指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或区位优势，形成的主导产业明确、关联企业集聚、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一概念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区域发展范式，为县域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进入21世纪，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率先涌现出一大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产业集群，如义乌小商品、绍兴轻纺、顺德家电、晋江鞋业等。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产业集群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进入2010年代，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得到空前重视。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中西部地区也依托本地优势形成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江西南康家具、湖南浏阳花炮、贵州仁怀白酒、云南呈贡花卉等。截至2023年底，全国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已达500余个，其中超千亿元的集群超过30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二）主要成就

表1 2023年部分典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行业协会数据整理

从产业发展总体情况来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覆盖全国广大区域，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总产值已超过18万亿元，占县域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由上表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县域产业集群规模优势突出，顺德家电集群产值达到4200亿元，晋江鞋服集群达到3200亿元；中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南康家具集群产值达26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5%；西部地区特色鲜明，仁怀白酒集群产值突破2100亿元，占全国酱酒产能的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兴特色集群快速崛起，曹县汉服集群凭借电商渠道实现爆发式增长，短短五年间产值从不足50亿元跃升至350亿元，成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典范。

表2 2023年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分地区产值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报告2024》

从区域分布来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东强中西快”的格局。东部地区集群数量最多、产值规模最大，占比超过一半；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增速分别达到9.5%和8.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一增速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活力的释放与发展态势的向好。

从产业结构来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涵盖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消费品工业占比最高，达到45%，包括纺织服装、家具、食品饮料等；装备制造占比25%，包括五金制品、汽车零部件、农机装备等；电子信息占比12%；新材料占比8%；其他产业占比10%。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域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

与此同时，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3年底，全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已建成各类创新平台超过2000个，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20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680个。集群内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8年的1.2%提升至2023年的2.1%，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从5.2万件增至12.8万件。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累计建成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350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35%。此外，绿色制造体系逐步完善，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280家、绿色园区45个，单位产值能耗较2018年下降18%。

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面临的问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面临的产业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升级已成为迫切需求。然而，就目前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而言，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与马太效应加剧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区域不均衡源自资源禀赋差异，加深于要素集聚能力的分化。东部沿海县域在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地缘优势获得政策倾斜，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要素快速集聚，为产业集群的发育提供了肥沃土壤。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东部县域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科技创新与品牌建设，实现要素的良性循环，并不断强化集群竞争力。然而这也带来了中西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困难。例如浙江义乌、福建晋江、广东顺德等东部县域产业集群，长期以来在品牌建设、渠道网络、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而中西部广大县域集群主要依托资源开发或承接产业转移，处于价值链中低端。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加剧了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失衡。

（二）产业结构同质化与路径依赖

随着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先发集群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快速迈向高端化升级，后发集群为了谋求发展，一方面借鉴龙头集群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承接先发集群的产业转移。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产业发展惯性的制约下，后发集群容易对既有的低成本扩张路径产生依赖，陷入“低端锁定”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状况并不仅限于中西部县域，即使对于东部发达县域集群，既有模式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例如部分外向型县域集群长期依赖加工贸易，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市场的波动可能通过连锁反应对集群产生严重冲击。内需、外需、投资作为拉动集群发展的三驾马车，其协同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三）人才净流出与结构性短缺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进程中，人才流动起着关键作用。对于东部发达县域，人才的持续流入为集群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形成“人才集聚—产业发展—人才进一步集聚”的正向循环。对于中西部县域，青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持续外流，使得人才储备较为匮乏，且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缺——既缺乏高层次研发人才，也缺少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显示，县域产业集群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占比不足3%，而一线技能型人才缺口平均达到15%。与此同时，县域地区的人才培养往往难以转化为本地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原因在于县域能够投入资源培养人才，却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成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四）品牌建设滞后与价值链低端锁定

品牌是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然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普遍存在品牌建设滞后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区域品牌培育不足。许多县域集群长期从事贴牌生产（OEM）或代工生产（ODM），缺乏自主品牌，难以获取品牌溢价。据调研数据，在县域特色集群中，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占比不足5%，拥有省级著名商标的企业占比不足15%。另一方面，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县域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受制于资金、人才、理念等因素，品牌投入严重不足。这种“有产业无品牌、有产品无名牌”的状况，导致县域集群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低、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以某家具集群为例，同样材质的实木家具，贴牌出口单价仅为国际品牌的30%至40%。

（五）创新要素不足与协同机制缺失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配置存在明显短板。从创新投入看，县域集群研发投入强度仅为2.1%，远低于国家级高新区4.5%的平均水平。从创新平台看，县域集群中仅有15%的企业建立了技术研发机构，而拥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不足3%。从创新人才看，县域集群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2.8%，约为大中城市平均水平的一半。此外，集群内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创新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调研显示，超过60%的县域企业从未与高校院所开展过技术合作，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提升。创新要素不足与协同机制缺失相互交织，成为制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瓶颈。

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是系统的、综合的工程，涉及经济、科技、人才、政策等多个维度。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需要有系统思维，更需要立足实践、精准施策。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科技创新、品牌建设、人才培育、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等因素，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要素升级与结构优化应放在首位。

（一）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破除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第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引导县域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力争到2027年县域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对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的企业，给予财政奖补和税收优惠。第二，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支持县域与高校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力争每个百亿级以上集群至少建成1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推广“周末工程师”“飞行博士”等柔性引才模式，破解县域高端人才引进难题。第三，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围绕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组织实施一批科技攻关项目，突破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共性技术。例如江西南康家具集群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研发绿色环保涂装技术和智能雕刻技术，推动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第四，构建协同创新网络。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二）推进品牌建设，实现价值链攀升

品牌建设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迈向中高端的关键之举。第一，培育区域品牌。实施“一县一品”品牌培育工程，深入挖掘县域产业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地理标识和鲜明特色的区域品牌。对成功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的，给予30万元至100万元奖励。借鉴“义乌中国小商品”“南康家具”等区域品牌建设经验，提升集群整体市场影响力。第二，支持企业品牌创建。实施品牌培育专项行动，支持企业争创知名品牌。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省级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给予配套奖励。引导企业从贴牌生产向自主设计制造、自有品牌转型，力争到2030年县域集群自主品牌占比提升至30%以上。第三，创新品牌营销方式。充分利用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品牌推广渠道。支持县域在主要电商平台开设“特色产业带”专区，举办品牌推广活动。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县域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严厉打击侵权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优化人才引育体系，破解人才瓶颈

人才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的第一资源。第一，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实施“产业人才集聚计划”，对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给予安家补贴、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推广“候鸟式”聘任、“飞地式”引才等模式，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支持县域在中心城市设立离岸研发中心，实现“研发在外地、转化在本地”。第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县域职业院校与集群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力争到2027年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比重提升至35%以上。第三，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改善县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建设人才公寓，营造宜居宜业的环境。设立人才服务专员，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第四，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对核心技术人员实施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在县域创业创新有获得感、归属感。

（四）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第一，推进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县域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到2027年力争县域集群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5%。第二，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和第三方机构搭建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易部署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浙江义乌小商品集群建设的“Chinagoods”平台，已入驻商家超6万家，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第三，培育数字化生态。支持建设电商直播基地、跨境电商产业园，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第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千兆光网在县域的覆盖，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对实施数字化改造的企业给予设备投资额15%至20%的补助。

（五）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清洁生产改造。实施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等绿色改造工程，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到2027年力争单位产值能耗较2023年下降12%。第二，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创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第三，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湖南浏阳花炮集群推动废弃纸张、化工原料的回收再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5%以上。第四，强化环境监管与服务。严格环境准入，完善能耗、排放等标准体系，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环保技术服务，避免“一刀切”式关停。

从整体来看，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升级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经济上，盘活存量资源，对接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资源与县域产业应用场景，细分技术领域与市场定位，站在系统配置的角度优化要素组合；此外，着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承接新消费、新业态政策红利，合理对接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发挥需求牵引的正向作用；完善县域交通物流网络，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政策上，根据产业集群发展阶段与特点，将政策资源精准投放于具有前景的关键环节，避免政策惯性导致的路径固化；同时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县域倾斜，使县域“引得来人、更留得住人”。文化上，挖掘县域产业文化基因，讲好产业故事，提升品牌文化内涵，让特色产品承载地域文化价值，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生态上，遵循产业与生态协同规律，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制造、生态产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五、结语

时代方位不断变化，发展格局持续演进。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多措并举地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需要直面结构性矛盾与阶段性挑战，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做出符合当前实际与长远目标的审慎选择，更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与协同探索。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蕴藏在无数市场主体面对市场变化时的敏锐判断与果敢行动之中，也蕴藏在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里。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走出一条符合县域实际、彰显地方特色、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集群升级之路，县域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