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昂的逆向物流成本，成为跨境电商出口零售卖家的心头患。近日，本报记者走访多家跨境电商企业、物流服务商及海关监管场所，发现此前试点的跨关区退货模式全面铺开后，不少中小卖家的出口退货成本迎来明显下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模式）企业，单票退货综合成本从28元至58元不等，政策推广后平均降幅达35%以上。伴随着跨境电商出口规模持续扩容，海外消费者退货需求不断增加，但高额的退货成本曾长期挤压卖家利润空间，不少中小卖家因退货成本过高，被迫放弃“无理由退货”服务，间接降低产品竞争力，进而影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整体活力。

政策红利释放，成本降幅显著

退一批货，成本省一半。跨关区退货全国推广的政策红利，让不少长期受退货成本困扰的跨境卖家松了口气。

在宁波、广州、深圳、杭州等跨境电商核心城市，企业享受跨关区退货政策的效果已初步显现。以宁波为例，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当地聚集了大量主营家居、3C数码的跨境卖家，海外退货以小额零售订单为主，退货周期长、成本高曾是普遍痛点。宁波金钥匙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一批从杭州口岸出口的宠物用品因尺寸不符被退货，按旧规需原路退回杭州海关，全程耗时42天，单票退货成本达52元；跨关区退货政策实施后，可直接从宁波海关办理退运进境，耗时缩短至7天，单票成本降至31元，降幅超40%。

本报记者走访宁波、广州、深圳、杭州等核心跨境电商集聚区，发现多数企业反馈单票退货成本降幅在30%-45%之间，其中中小卖家受益最为明显。“以前不敢轻易承诺海外买家无理由退货，光物流和税费成本就快赶上商品利润了。”主营美妆工具的广州某跨境卖家李先生表示，政策推广后，其单票退货物流成本从35元降至21元，加上税费减免，每月可节省成本近2万元，现已全面推出“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订单转化率提升了18%。

本报记者在宁波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看到，跨境电商退货包裹通过专用通道快速清关，工作人员现场完成查验、登记后，直接转运至企业指定仓库。据宁波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跨关区退货模式下，企业可自主选择全国任一海关口岸办理退运，无需再局限于原出口关区，单票退货清关时效从平均38天压缩至8天左右，物流成本平均节省12-20元，加上税费优惠，综合成本降幅显著。与此同时，传统退货模式下，退运商品需缴纳的进口关税、增值税等，在新政下可全额免征或退还，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占用成本。

我国跨境电商退货监管实行“试点先行+全国推广”的推进模式，此前已在20个直属海关开展试点，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形成了成熟的监管流程和操作规范。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显示，此次全国推广的跨关区退货模式，仅适用于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模式）商品，退运商品需在出口后6个月内原状退回，且仅允许退至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或场地。同时，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明确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符合条件的退运商品可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并可退还已征收的出口关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指出，跨关区退货政策直接降低了企业的逆向物流成本和税费负担，尤其对价格敏感的中小卖家，大幅提升了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愿。退货周期缩短后，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商品贬值损失减少，尤其是服装、3C等季节性、时效性强的品类，受益更为明显。成本下降与服务提升双重叠加，有助于我国跨境电商卖家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

区域差异明显，中小卖家仍有痛点

同一行业内，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企业的退货成本差距悬殊，成为政策推广过程中另一个突出问题。记者对全国多个跨境电商集聚区进行对比调查发现，核心城市与中西部城市的单票退货成本差距最高可达1.8倍，且政策享受门槛、操作便捷度差异极大，让部分中小卖家难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在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记者走访发现，不同规模企业的退货成本差异显著。头部卖家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可与海关、物流服务商达成深度合作，单票退货成本最低可降至18元，还能享受优先清关、专人对接等服务；而距离其仅5公里的某小型跨境卖家，因订单量小、缺乏物流议价能力，单票退货成本仍维持在48元左右，虽较政策推广前有所下降，但与头部企业的差距依然明显。此外，头部企业可通过数据对接实现退货流程自动化，而中小卖家多需人工申报，耗时费力，进一步增加了隐性成本。

“同样是做跨境零售出口，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退货成本差太多，我们的利润本就薄，高成本让我们很难和大卖家竞争。”主营家居饰品的郑州某跨境卖家王女士表示，她的企业主要通过深圳口岸出口，此前退货需原路退回深圳，单票成本达55元；跨关区退货政策实施后，可选择郑州海关退运，但因当地物流配套不完善，单票成本仅降至42元，远高于深圳、宁波等城市的平均水平，多花了不少冤枉钱。

区域成本差异问题在中西部城市更为突出。记者在郑州、成都、乌鲁木齐等跨境电商集聚区探访时发现，郑州某中小卖家单票退货成本为42元，而深圳同类卖家单票成本仅22元，价差倍数达1.9倍；成都某卖家单票退货成本38元，杭州同类卖家仅20元，价差近1.9倍；乌鲁木齐某卖家因物流路径偏远，单票退货成本高达53元，与宁波18元的最低成本差距达2.9倍。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物流成本上，还包括清关效率、税费抵扣便捷度等方面，中西部城市清关时效平均比核心城市慢3-5天，税费抵扣流程也更为繁琐。

区域成本差异悬殊的核心原因，在于各地物流配套、海关监管效率和政策落实力度不同。记者从部分物流服务商处了解到，深圳、宁波、杭州等核心城市，跨境物流网络完善，拥有多个专业跨境退货仓库，可实现退货商品的快速查验、分拣和再销售，大幅降低物流和仓储成本；而中西部城市物流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退货仓库数量少、规模小，部分地区甚至缺乏专业的退货处理团队，导致退货成本居高不下。此外，部分中小卖家因不熟悉政策要求、缺乏系统对接能力，无法充分享受税费减免和优先清关等优惠，进一步拉高了退货成本。

一家知名跨境物流企业负责人透露，退货成本控制能力已成为跨境电商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底气。不过，相较于出口销售额等核心指标，退货成本的规模占比虽不高，却对企业利润、客户体验和市场竞争力影响显著。尤其是中小卖家，本身资金实力薄弱、抗风险能力差，高额退货成本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示，跨境电商出口零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成本控制，单票退货成本动辄二三十元，对客单价50-100元的中小卖家而言，形成了显著的成本压力。企业会下意识地将退货成本计入产品定价，导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优势，或被迫压缩利润空间，直接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拓展意愿。

让政策红利直达，推动出口提质增效

监管端应进一步优化政策落实细节，简化操作流程，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动跨关区退货政策红利直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企业。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海关部门需发挥统筹作用，推动各地海关建立数据共享、协同查验机制，优化清关流程，缩短退货时效；物流行业应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区物流配套，布局专业退货仓库，降低物流成本。企业自身需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系统对接和合规运营能力，充分享受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三方形成合力，通过政策优化、设施完善、能力提升，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成本，激发行业发展活力。

为了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各地都在尝试优化跨关区退货配套服务，成为行业升级的重要一环。其中，宁波推行的“退货一站式服务”、深圳探索的“退货商品再销售联动机制”以及杭州试点的“数字化退货申报系统”等，均证明了通过服务优化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的可行性。这些举措不仅降低了企业退货成本，还提升了退货处理效率，助力企业实现库存盘活和资金周转加速。

陈建伟指出，成本敏感型的中小卖家会优先选择政策落实到位、退货成本低的出口通道，直接导致区域间跨境电商发展差距扩大。对跨境电商集聚区招商而言，退货成本过高会降低企业入驻意愿，拉高空置率；对企业经营而言，高额退货成本迫使企业压缩研发、营销投入，影响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同时若自行承担部分退货成本则会进一步侵蚀利润。长期看，区域间退货成本差异会固化部分地区“成本高、效率低”的负面标签，抑制投资与升级意愿，阻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整体均衡发展。

跨关区退货政策的核心价值的是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服务质量，而非单纯的流程简化。陈建伟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退货流程、完善售后服务，将成本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比如推出更具吸引力的退货政策，提升海外消费者满意度。若企业仅关注短期成本下降，而忽视服务质量和合规运营，不仅无法充分享受政策红利，还可能因违规操作面临监管处罚，与政策初衷相悖。不合理的成本控制方式会抵消政策红利的效果，本质上是将短期成本节省凌驾于企业长期发展之上，显然违背了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

宋向清则认为，监管端应当进一步完善政策细则，出台区域差异化的扶持措施，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和退货处理能力的投入，缩小区域间成本差距；建立政策宣传和培训机制，帮助中小卖家熟悉政策要求，提升操作能力。物流服务商应加强区域合作，优化物流路径，推出针对性的退货物流套餐，降低中小卖家的物流成本。企业应主动适应政策变化，加强数字化转型，提升退货管理效率，通过规模化运营、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压缩退货成本。

“总之，跨关区退货政策不应是简单的流程优化，而应成为跨境电商出口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政策红利与企业需求、区域发展相结合，推动成本持续下降、服务不断提升，才能真正实现‘以政策赋能促行业繁荣’的良性循环，推动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零售高质量发展。”宋向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