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框架下，高管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制定者，其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行为及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企业非理性投资问题突出，而高管过度自信作为典型的非理性心理特征，成为影响投资效率与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界定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的核心概念，梳理三者间的作用机理；其次分析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表现形式、测量方法及二者的关联路径；再次基于201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回归模型分析高管过度自信对非理性投资的影响，以及非理性投资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最后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建议与保障机制，为规范企业投资决策、提升公司绩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行为；公司绩效；中介效应；A股上市公司

一、引言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成长潜力与经营绩效。传统公司金融理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高管会基于企业内外部环境与自身资源状况，做出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但在现实经营中，高管并非完全理性，其决策行为往往受心理特征、认知偏差等因素影响，其中过度自信是最为普遍且影响显著的非理性心理特征之一。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逐渐关注高管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高管过度自信表现为高估自身决策能力、低估投资项目风险与成本、高估项目预期收益，进而引发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或投资结构失衡等非理性投资行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中盲目扩张、重复建设、非效率投资等问题频发，部分企业因非理性投资导致资金链断裂、绩效下滑，甚至陷入经营困境，这一现象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

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规范企业投资决策、抑制非理性投资、提升公司绩效，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以201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分析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厘清非理性投资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旨在为企业优化治理结构、规范高管决策行为、提升投资效率与经营绩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同时丰富行为公司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高管过度自信

高管过度自信是指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核心决策人员）在制定经营决策时，表现出的高估自身能力、低估决策风险、高估决策收益的非理性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并非个体的偶然表现，而是在长期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稳定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估自身对投资项目的掌控能力，认为自身能够通过合理管控实现项目预期收益；二是低估投资项目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对项目潜在的不利因素认知不足；三是高估投资项目的预期现金流与回报率，对项目收益的判断过于乐观。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四种方式衡量高管过度自信：一是盈余预测偏差法，即高管对企业未来盈余的预测值高于实际值，表明其存在过度自信倾向；二是持股变动法，即高管在无特殊外部因素影响下，持续增持本公司股票，反映其对企业未来发展过度乐观；三是媒体报道法，通过媒体对高管的评价，将使用“自信”“果断”“有远见”等正面词汇较多的高管界定为过度自信；四是相对薪酬法，即高管薪酬在企业管理层中排名靠前，反映其在团队中的核心地位与过度自信心理。本文结合研究样本的可得性，采用盈余预测偏差法与持股变动法相结合的方式衡量高管过度自信。

2. 非理性投资行为

非理性投资行为是相对于理性投资行为而言的，指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受高管心理特征、认知偏差、代理问题等因素影响，做出的非效率投资决策，主要包括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表现形式。过度投资是指企业在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即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低于资本成本，无法为企业创造价值；投资不足则是指企业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即因资金约束、高管风险规避或认知偏差等原因，错失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导致企业资源闲置、成长潜力受限。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将企业实际投资支出与理性投资支出的差额作为非理性投资的衡量指标，其中差额为正代表过度投资，差额为负代表投资不足，绝对值越大表明非理性投资程度越严重。理性投资支出主要受企业成长机会、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企业规模、上市年限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估算得出。

3. 公司绩效

公司绩效是指企业在一定经营周期内，通过经营管理活动实现的经营成果与发展能力，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核心指标。从不同维度划分，公司绩效可分为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与成长能力，主要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营业利润率等指标衡量；市场绩效反映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状况与发展潜力的评价，主要采用托宾Q值、市值增长率等指标衡量。

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仍有待提升，市场绩效易受短期市场波动影响，而财务绩效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果，因此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公司绩效的核心衡量指标，同时将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理论基础

1.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突破了传统公司金融理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将心理学、行为学与公司金融理论相结合，研究投资者、高管等市场主体的心理特征、认知偏差对企业融资、投资、股利分配等决策行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高管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主体，其决策行为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分析，而是受过度自信、锚定效应、羊群效应等非理性心理特征的影响，进而导致企业投资决策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引发非理性投资行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为本文分析高管过度自信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2. 高阶理论

高阶理论由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心理特征、认知水平、个人经历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其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与经营绩效。高阶理论强调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对企业决策与绩效的影响，认为高管的过度自信等心理特征，会通过投资决策、战略选择等途径，传导至企业经营绩效。该理论为本文分析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路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3.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作为委托人，将企业经营权委托给高管作为代理人，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高管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薪酬提升、职位晋升、个人声誉等），可能会做出偏离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而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代理冲突，导致高管盲目扩大投资规模、进行非效率投资，进而损害公司绩效。委托代理理论为本文分析高管过度自信引发非理性投资的内在动因提供了理论参考。

三、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关联分析

（一）高管过度自信的表现形式与测量结果

1. 高管过度自信的表现形式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实践，高管过度自信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投资决策过于激进，在未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大型项目、跨界投资或海外投资，忽视项目潜在风险；二是对企业未来发展预期过于乐观，频繁发布乐观的盈余预测报告，且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三是持续增持本公司股票，在企业经营状况未发生显著改善的情况下，高管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票，反映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过度自信；四是忽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在行业下行周期或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仍坚持扩张战略，不愿缩减投资规模。

2. 高管过度自信的测量结果

本文选取201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ST与*ST上市公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86家，观测值6430个。采用盈余预测偏差法与持股变动法相结合的方式衡量高管过度自信，设定虚拟变量OC，若高管同时满足“盈余预测值高于实际值”与“年度内增持本公司股票”两个条件，则OC=1，代表高管存在过度自信倾向，否则OC=0。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高管过度自信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8-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过度自信的样本占比始终维持在30%以上，其中2020年占比最高，达到32.8%，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信息技术业、房地产业的高管过度自信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33.2%、32.5%、31.8%，这与行业的投资特征与市场竞争环境密切相关。

（二）非理性投资行为的表现形式与测量结果

1. 非理性投资行为的表现形式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实践，非理性投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形式，其中过度投资更为普遍。过度投资的具体表现包括：一是盲目扩张产能，在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仍持续投资新建生产线，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二是跨界投资频繁，部分制造业企业盲目进入房地产、金融等非主业领域，缺乏相关行业的经营经验，导致投资亏损；三是海外投资风险管控不足，部分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忽视当地政策、市场、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投资项目失败。投资不足的具体表现包括：一是对研发投入不足，忽视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下降；二是对市场拓展投入不足，错失优质市场机会，导致企业市场份额下滑；三是对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投入不足，设备老化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2. 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测量结果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估算企业的理性投资支出：

$$Inv_{i,t} = lpha_0 + lpha_1 Growth_{i,t-1} + lpha_2 Lev_{i,t-1} + lpha_3 Cash_{i,t-1} + lpha_4 Size_{i,t-1} + lpha_5 Age_{i,t-1} + lpha_6 Inv_{i,t-1}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arepsilon_{i,t}$$

其中，$$Inv_{i,t}$$为企业i第t年的投资支出，采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Growth_{i,t-1}$$为企业i第t-1年的成长机会，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Lev_{i,t-1}$$为企业i第t-1年的资产负债率；$$Cash_{i,t-1}$$为企业i第t-1年的现金持有量，采用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Size_{i,t-1}$$为企业i第t-1年的企业规模，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Age_{i,t-1}$$为企业i第t-1年的上市年限；$$Industry$$为行业虚拟变量，$$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而估算出企业的理性投资支出$$Inv_{i,t}^*$$，将实际投资支出与理性投资支出的差额$$IrInv_{i,t} = Inv_{i,t} - Inv_{i,t}^*$$作为非理性投资的衡量指标，其中$$IrInv_{i,t} > 0$$代表过度投资，记为$$OverInv_{i,t}$$；$$IrInv_{i,t} < 0$$代表投资不足，记为$$UnderInv_{i,t}$$，取绝对值衡量投资不足的程度。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非理性投资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8-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非理性投资样本占比达到77.3%，其中过度投资占比42.9%，投资不足占比34.4%，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问题较为突出，且以过度投资为主。从年度变化来看，2020年非理性投资程度最高，均值达到0.038，这与当年疫情背景下部分企业盲目投资、扩大产能有关；2023年非理性投资程度有所下降，均值为0.031，表明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的加强，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得到一定抑制。

（三）高管过度自信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高管过度自信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影响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一是认知偏差路径，过度自信的高管高估自身决策能力与项目预期收益，低估项目风险，进而做出过度投资决策；同时，部分过度自信的高管因过度规避风险，在面对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时，因担心决策失误影响个人声誉，进而做出投资不足的决策。二是代理冲突路径，过度自信的高管为追求个人薪酬、职位晋升与个人声誉，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进行多元化投资，即使部分项目净现值为负，仍坚持投资，进而引发过度投资；同时，高管可能会为了规避投资失败的责任，放弃具有投资价值的高风险项目，进而引发投资不足。三是融资约束路径，过度自信的高管认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倾向于通过债务融资扩大投资规模，而债务融资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部分过度自信的高管因高估企业盈利能力，忽视债务融资的风险，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进而引发投资不足。

为进一步验证高管过度自信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IrInv_{i,t} = eta_0 + eta_1 OC_{i,t} + eta_2 Growth_{i,t-1} + eta_3 Lev_{i,t-1} + eta_4 Cash_{i,t-1} + eta_5 Size_{i,t-1} + eta_6 Age_{i,t-1}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arepsilon_{i,t}$$

其中，$$IrInv_{i,t}$$为非理性投资指标，$$OC_{i,t}$$为高管过度自信虚拟变量，其余控制变量与Richardson模型一致。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管过度自信（OC）的回归系数为0.01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会显著加剧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即过度自信的高管更倾向于做出非效率投资决策。控制变量中，成长机会（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持有量（Cash）、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成长机会越多、资产负债率越高、现金持有量越充足、企业规模越大，非理性投资程度越高；上市年限（Ag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上市年限越长，非理性投资程度越低，这与上市年限较长的企业治理结构更完善、决策更理性有关。

四、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提出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关联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过度自信的高管因认知偏差与代理冲突，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进而损害公司绩效。

假设2：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非理性投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过度投资会导致企业资金浪费、产能过剩，投资不足会导致企业错失发展机会，二者都会损害公司绩效。

假设3：非理性投资行为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高管过度自信通过加剧非理性投资行为，进而降低公司绩效。

（二）实证模型构建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非理性投资行为的中介作用：

模型1：检验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

$$Perf_{i,t} = gamma_0 + gamma_1 OC_{i,t} + gamma_2 Growth_{i,t-1} + gamma_3 Lev_{i,t-1} + gamma_4 Cash_{i,t-1} + gamma_5 Size_{i,t-1} + gamma_6 Age_{i,t-1}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arepsilon_{i,t}$$

模型2：检验高管过度自信对中介变量（非理性投资）的影响，即前文构建的回归模型。

模型3：检验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对公司绩效的共同影响

$$Perf_{i,t} = delta_0 + delta_1 OC_{i,t} + delta_2 IrInv_{i,t} + delta_3 Growth_{i,t-1} + delta_4 Lev_{i,t-1} + delta_5 Cash_{i,t-1} + delta_6 Size_{i,t-1} + delta_7 Age_{i,t-1}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arepsilon_{i,t}$$

其中，$$Perf_{i,t}$$为公司绩效，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ROA =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100%$$；其余变量与前文一致。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为：首先检验模型1中$$gamma_1$$的显著性，若显著则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绩效存在直接影响；其次检验模型2中$$eta_1$$的显著性，若显著则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对非理性投资存在显著影响；最后检验模型3中$$delta_1$$与$$delta_2$$的显著性，若$$delta_2$$显著，且$$delta_1$$的绝对值小于模型1中$$gamma_1$$的绝对值，则表明非理性投资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若$$delta_1$$不显著，$$delta_2$$显著，则表明非理性投资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模型中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司绩效（ROA）的均值为0.042，标准差为0.058，最小值为-0.125，最大值为0.186，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绩效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绩效较差甚至出现亏损。高管过度自信（OC）的均值为0.314，与前文统计结果一致。非理性投资（IrInv）的均值为0.034，标准差为0.042，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各控制变量的分布较为合理，符合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

2. 相关性分析

对模型中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高管过度自信（OC）与公司绩效（ROA）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非理性投资（IrInv）与公司绩效（ROA）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2；高管过度自信（OC）与非理性投资（IrInv）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为假设3的验证奠定了基础。各控制变量与公司绩效、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过度自信（OC）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假设1成立。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高管易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进而损害公司绩效。

（2）模型2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高管过度自信（OC）的回归系数为0.01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会显著加剧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

（3）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非理性投资（IrInv）的回归系数为-0.03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非理性投资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假设2成立；高管过度自信（OC）的回归系数为-0.00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模型1中-0.015的绝对值，表明非理性投资行为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成立。即高管过度自信不仅会直接降低公司绩效，还会通过加剧非理性投资行为，间接降低公司绩效，非理性投资是二者之间的重要传导路径。

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由总资产收益率（ROA）替换为净资产收益率（ROE），重新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过度自信（OC）与公司绩效（ROE）仍呈显著负相关，非理性投资（IrInv）与公司绩效（ROE）仍呈显著负相关，非理性投资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之间仍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治理建议及保障机制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为规范高管决策行为、抑制非理性投资、提升公司绩效，本文从治理建议与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针对性措施。

（一）治理建议

1. 优化高管选拔与考核机制，弱化过度自信倾向

一是优化高管选拔机制，在选拔高管时，不仅要关注其经营管理能力与行业经验，还要注重其心理素质与决策理性，引入心理测评环节，筛选出认知理性、风险意识较强的高管人才，减少过度自信高管的任职比例。二是完善高管考核机制，改变单一以经营业绩为核心的考核方式，将投资效率、风险管控能力、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等纳入考核体系，引导高管树立理性决策意识，避免为追求短期业绩而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三是建立高管决策问责机制，对因过度自信、决策失误导致企业重大损失的高管，追究其相应责任，强化高管的责任意识与风险意识。

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监督约束

一是优化股权结构，引入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等多元化股东，形成股权制衡机制，避免“一股独大”导致的高管决策独断专行，通过股东的监督约束，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引发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二是强化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独立性，确保独立董事能够独立行使监督权，对高管的投资决策进行科学论证与监督；加强监事会的监督力度，定期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执行情况与效益进行核查，及时发现并纠正非理性投资行为。三是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流程，明确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审批、执行、监督等环节的职责与权限，实行投资决策集体审议制度，避免高管个人独断决策。

3. 规范投资决策流程，提升投资决策理性

一是建立科学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机制，在投资项目决策前，组织专业团队对项目的市场前景、技术可行性、财务效益、风险状况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状况，评估项目的投资价值，避免过度自信的高管仅凭个人判断做出投资决策。二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投资决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行业专家等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与咨询，提供客观、专业的意见，弥补高管的认知偏差，提升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理性。三是建立投资项目跟踪与反馈机制，对投资项目的执行过程进行实时跟踪，及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与效益状况，若发现项目偏离预期目标，及时采取调整、终止等措施，减少投资损失。

4. 加强高管培训与教育，提升决策素养

一是定期组织高管参加财务管理、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升高管的专业素养与决策能力，帮助高管树立理性决策意识，认识到过度自信对企业决策与绩效的负面影响。二是加强对高管的心理辅导，邀请心理学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帮助高管识别自身的认知偏差，学会理性分析与判断，克服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三是建立高管交流学习机制，组织高管到行业内优秀企业交流学习，借鉴其科学的决策经验与风险管控方法，提升高管的决策水平。

（二）保障机制

1. 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强化外部约束

一是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进展、效益状况等，提高投资决策的透明度，接受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加大对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对通过非理性投资损害股东利益、公司绩效的上市公司，依法进行处罚，并追究相关高管的责任，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三是完善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监管体系，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监管，规范其执业行为，确保其提供的评估、咨询意见客观、公正，为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提供可靠支撑。

2. 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缓解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

一是完善资本市场融资机制，拓宽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支持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可转债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避免过度自信的高管因资金约束而做出投资不足决策，同时减少因过度依赖债务融资而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二是优化债务融资结构，引导上市公司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与债务期限结构，避免短期债务过多导致的资金链紧张，降低债务融资风险，同时通过债务契约的约束，抑制高管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三是加强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规范融资资金的使用，确保融资资金用于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避免资金闲置或被挪用。

3. 营造理性决策的企业文化，引导高管理性决策

一是构建以理性决策、风险管控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将理性决策理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引导高管树立正确的决策观与风险观，克服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二是加强企业内部沟通与协作，建立开放、民主的决策氛围，鼓励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参与投资决策讨论，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弥补高管的认知偏差，提升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宣传与培育，通过内部培训、宣传手册、企业文化活动等方式，强化员工的理性决策意识与风险意识，形成全员参与风险管控、监督投资决策的良好氛围。

4. 建立长效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实现利益协同

一是建立长效的绩效评价机制，改变短期绩效评价导向，将企业长期发展能力、投资效率、核心竞争力提升等纳入绩效评价体系，引导高管关注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为追求短期业绩而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二是完善高管激励机制，构建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短期激励以经营业绩为核心，长期激励引入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方式，将高管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利益绑定，减少代理冲突，引导高管做出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在给予高管激励的同时，强化约束力度，对因非理性投资导致企业绩效下滑的高管，减少或取消其激励收益，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平衡。

六、结语

本文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高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以201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三者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一是高管过度自信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2018-2023年过度自信样本占比始终维持在30%以上；二是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问题突出，其中过度投资占比42.9%，投资不足占比34.4%，且高管过度自信会显著加剧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三是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非理性投资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过度自信通过加剧非理性投资行为，间接降低公司绩效。

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行为公司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规范上市公司高管决策行为、抑制非理性投资、提升公司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但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测量方面，仅采用盈余预测偏差法与持股变动法相结合的方式，未考虑其他测量指标的影响；二是在非理性投资的测量方面，借鉴Richardson模型进行估算，可能存在一定的估算误差；三是未考虑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异质性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采用多种测量指标衡量高管过度自信，优化非理性投资的测量方法，结合行业特征、产权性质等因素，深入分析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为不同类型企业的投资决策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应充分认识到高管过度自信与非理性投资行为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优化高管选拔与考核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投资决策流程、加强高管培训与教育等措施，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倾向，减少非理性投资行为；同时，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为上市公司规范投资决策、提升经营绩效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